2022-08-17 | 여론독자부

[时论]“非法罢工免责法”的名义与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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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宇造船海洋事件为契机,出现了要制定限制针对罢工损失的损害赔偿诉讼和假扣押的所谓“黄色信封法”的动向。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修改工会法,使非法工会活动不能被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并使工会集体行动造成的损失不能追究工会干部或会员的责任。类似法案在第19届、第20届国会也曾被提出,但在未能进行实质讨论的情况下即被废弃。

因争议行为致公司遭受巨大损失时,能否追究主导者即工会或劳动者的责任?这一问题是众多学者长期钻研且仍在进行中的命题之一。该问题的本质归结于:当宪法上的劳动基本权与雇主的财产权相冲突时,如何作出规范协调性的解释。

工会法为更实质性地实现宪法保障的劳动三权,规定对正当的集体谈判或争议行为所致损害,不得向工会或劳动者请求赔偿。因此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正当的争议行为免除民事和刑事责任,而对非法罢工则原则上伴随责任。

另一方面,呼吁制定黄色信封法的一方主张,由于雇主过度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等,工会活动萎缩、会员生计困难,劳动基本权本身受到威胁,因此应明文规定除伴随暴力、破坏的情形外不得追究责任。然而,这种主张源于对劳动基本权的误解,是牵强的法律解释,在现行法律体系内难以接受。

宪法上的劳动基本权并非绝对权利,在为公共福利所必需时可由法律加以限制。集体行动权也不能无限制行使,而是在与财产权的平衡考量下,仅对正当争议行为予以免责。尽管如此,若以行使劳动基本权为名,连明显的违法行为也给予免罪,这将是动摇现有法律秩序根基的立法,难以找到先例。

有人主张非法罢工问题的原因在于集体谈判、争议行为正当性的判断要件与外国相比过于严格。举例称,若将裁员列为集体谈判对象,非法罢工也会大幅减少。但这一主张难以认同。因为劳动基准法规定雇主在裁员之前,就回避裁员的方法和标准等须与工会诚实协商。换言之,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工会就裁员与雇主协商的渠道和程序已经具备。

问题在于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甚至要求撤销裁员等属于雇主经营权的事项。对经营权可以有多种解释,但至少“经营权不能成为集体谈判对象”是韩国大法院的一贯立场,在德国、日本等国经营权大体上也受到尊重。我国争议行为格外呈现极端、激烈态势的背景中,围绕经营权的劳资认知差异也起了作用。

在以劳资自治为根基的劳资关系中,争议行为及针对其的损害赔偿诉讼、假扣押应仅作为最后手段(ultima ratio)使用。因此应自制罢工,对非法罢工承担损害赔偿等法律责任理所当然。同时,为防止针对罢工损失的损害赔偿诉讼、假扣押被滥用而损害劳动基本权的本质,有必要设立扣押金额上限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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