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监督院决定就与友利金融控股董事长孙泰升正在进行的海外利率挂钩衍生结合基金(DLF)重惩撤销诉讼向韩国大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一审、二审法院对内部控制相关规定的解释存在差异,须由韩国大法院作出最终判决。随着球被踢给韩国大法院,内部控制制度改进以及正在进行的相关处罚审议也一并被推后。在金融当局主要负责人更替、金融界期待放松监管、改善监督与检查行政之际,金融机构却仍须背负最高经营者(CEO)的司法风险。
金融监督院11日表示,针对孙泰升就文责警告等处分向金融监督院院长提起的撤销请求诉讼二审判决,经细致研究和外部法律咨询,决定向韩国大法院上诉。此前金融界一直关注检察官出身的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福贤会作何决定。据悉,李福贤已从首尔高等法院收到二审判决书并亲自审阅。他决定向韩国大法院上诉的最大原因,是认为一审、二审法院对内部控制相关规定作出不同解释,法律不确定性未获消除。一审法院认为,按现行法律,不能以违反遵守内部控制标准的义务(而非违反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的义务)为由对金融公司或其高管职员施加处罚。特别是就金融监督院作为处罚依据提出的治理结构法监督规定第11条附表2,一审判定:“不能仅因部分不符合附表2,就直接认定未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相反,二审法院认为,既有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的义务,也有遵守的义务,实际上也承认附表2可作为判断内部控制制定义务“实效性”的标准。治理结构法监督规定附表2是指涉及合规监察人资格、向合规监察组织配置人力与物力资源、为理解法规意旨而开展的员工培训等内部控制标准设定与运行标准的条目。当天李福贤在国会政策座谈会后会见记者时表示:“友利银行二审认定监督规定的附表也是法规、必须遵守,这一判定有意义且重要。”他说:“问题是,即便高等法院判例确定,其他下级审仍可能作出不同判决,因此即使与二审相同的内容得以确定,也需要在韩国大法院予以确定。”
金融监督院似也期待在韩国大法院获得对其向孙泰升下达文责警告事由的合法性认定。一审法院在金融监督院列举的处罚事由中仅认可未制定商品筛选委员会运行标准一项,而二审法院则将全部事由解释为运行层面的问题。这与就同一议题在重惩撤销诉讼一审中败诉的哈拿金融集团董事长咸永周形成对照。金融监督院副院长李俊秀解释称:“哈拿银行的事实关系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但内容本身相似。”他说:“究竟是具体事实关系的差异,还是对具有实效性的内部控制法条解释的差异,存在可在终审中争辩的空间。”
随着金融监督院决定向韩国大法院上诉,内部控制制度改进预计也将被大幅推后。因各类私募基金事件而被停止职务的前新韩金融投资社长金亨镇、前KB证券社长尹京恩、前大信证券社长罗在哲,以及被处以文责警告的KB证券社长朴正林、NH投资证券社长郑英采,其处罚的最终决定也将被推迟相当长时间。有观点担忧,在经济形势艰难之际,金融界的司法风险是否拖得太久。友利金融方面表示:“将认真应对上诉审。”并称:“与上诉无关,在复合危机等艰难经济形势下,我们将通过与金融当局的密切沟通和政策配合,带头恢复金融业信任、保护客户,使金融公司能够在支持脆弱借款人等方面为国民经济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