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测,100年后平均劳动时间将缩短至每周15小时。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参议院更为积极,发布报告称到2000年每周工作14小时将可实现。当时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预测,只需2%左右的人口,就能生产出美国所需的一切。
此外,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卡尔·马克思、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等众多知识分子都曾预言,随着生产力发展,劳动时间将大幅缩短。诚然,西方社会的劳动时间已从1870年的平均70小时降至2000年前后的约40小时。但每周工作15小时仍被视为只会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遥远未来。进入上世纪80年代,美国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反而增加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近期在韩国翻译出版的《假劳动:自己制造的倦怠世界》,将原因归结为“假劳动”(pseudowork)。作者是丹麦人类学家丹尼斯·内尔马克和哲学家安德斯·福格·延森。该书2018年在当地出版时引发热议,连丹麦首相都表示从中获得了灵感。
这里所谓的假劳动,是指没做什么事却很忙碌、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包括装忙的无用劳动、类似劳动却不是劳动的活动、毫无意义的业务等。也就是说,只为领取薪水而忙于做那些产生不了任何结果的作业,或谁来解释都无法理解的业务。例如,把所有人都知道是浪费时间的大项目,仅仅为了给低年资员工找点事做而交给他们;在会议上听已经知道的主题;为了维持“我是在工作的人”的感觉而把文件重新整理一遍等,都是假劳动。
作者们主张,矛盾的是,这种假劳动正是因为为了人类发展与发明的现代社会理性、新技术进步而扩大了基础。随潮流变化的系统、无用的杂务、只耗费时间的会议、堆积如山的电子邮件,人们陷入其泥潭忙碌工作,却带不来任何有生产性的结果,从而被困在假劳动的枷锁中。
由于从事如此无聊的劳动,职场人的满意度下降,并陷入自己工作时间比实际更长的错觉。民调机构盖洛普针对142个国家职场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回答“对工作毫无兴趣或不投入”的比例为63%,不愿去公司的敌对类型达24%。回答“努力工作”的职场人仅13%。此外,丹麦网络比价网站90%的访问量发生在职场人上班时间——上午8点至下午4点之间。美国另一项调查显示,职场人平均每周有8.3小时是在与工作无关的场所度过的。
作者们特别指出,与生产岗位相比,“空洞劳动”在办公室岗位更为普遍。因为对大多数办公室岗位而言,劳动时间与工资直接挂钩,因此很可能以非生产性的方式只是延长工作时间。作者们主张,薪酬越高的最高层,越是把时间花在报告书、发表、提案、制定战略等实际上对企业没有帮助的劳动上。正如发现帕金森定律的西里尔·诺斯科特·帕金森所言:“工作会膨胀到填满完成它所允许的时间。”
随着拥有大学毕业证的知识劳动者过度供给,这一现象正在加速。作者们的讽刺性主张是:仅就企业而言,人事、公关、市场营销、销售、经营战略、合规监察、审计、品牌、会计、质量管理、多样性、项目管理等细分的缝隙岗位不断涌现,但就连这些领域的从业者也无法准确说明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例如,2009年奈飞采取了一次性裁撤各现场大部分人事负责人的震撼举措,取而代之的是让员工自行决定工作时间和休假期间。管理层认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招聘将公司利益放在首位的人才,97%的员工都会好好工作。“大多数公司为了解决剩下3%可能引发的问题,在制定和实施人事方针上耗费无尽的时间和成本。”被突然归为多余人力的人事从业者固然委屈,但效果确实有。
那么,要减少无意义的劳动时间该怎么做?作者提出,应把工作的报酬标准从过程或时间改为结果,并给出具体替代方案:△不看人眼色按时下班 △做有意义的事 △一律缩短会议 △分辨假劳动 △不模仿其他公司 △道德责任感与信任等。作者从根本上呼吁,重新发现对真劳动的尊重,找回工作与生活的意义。人类把自己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是为了做“经营咨询”,而是为了过自由而有活力的生活,为了参与与环境有意义的有机互动。1.68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