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代表性的“日本通”、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副院长郑成春(见图)就日本的金融监管放松政策表示:“虽说比我们领先,但被评价为是在并不宽裕的社会经济条件推动下作出的迟来决定”,“希望我国政府以日本案例为借鉴,不要错失时机。”
郑副院长10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日本为突破艰难的经济形势,正努力哪怕稍微提高生产率和活力”,“(如地区商社、人力介绍业等)扩大银行业务范围,是解除不必要监管、使更好服务成为可能的苦肉之计。”郑副院长将日本金融当局扩大银行业务范围的背景归结为△数字化转型(DX)△地方创生△平等竞争条件等。他首先指出:“日本银行在长期超低利率环境下仍依赖手续费收入、放任数字创新等,危机意识弥漫,认为已到共同灭亡的境地。”同时补充道:“在人口减少等因素之上又叠加新冠疫情,应该也有挽救(正在衰亡的)地方中小企业和地方银行的意图”,“科技、流通等产业资本轻易进入银行业,银行业积累的不满也成为放松监管的背景。”
郑副院长高度评价日本金融当局承担了放松银行监管可能产生的风险传染、利益冲突等危险。他补充说:“金融当局在议会讨论过程中强调将对此彻底管理与监督。”
郑副院长直言,日本金融厅虽艰难地为银行与产业资本分离等监管放松挖下第一铲,但“仍不充分。银行业与非银行业之间的‘倾斜运动场’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据此他预计,日本金融、尤其是银行监管放松的基调短期内将持续。他表示:“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导致的地方消亡、地区经济恶化、地方银行经营基础削弱等,都是难以一朝一夕改善的部分”,“地方银行自身也正处于寻求自救之策的过程中。”实际上在日本,依据1948年旧证券交易法第65条制定、维持70余年的“银证分离(银行业与证券业分离)”隔断也在被逐一拆除。阻断金融控股公司旗下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信息交流的防火墙,去年从外国企业开始拆除,今年预计将扩大到本国上市企业。郑副院长强调:“从全球视角看,日本的监管强度依然很大。全球性银行不是都在提供包括证券业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吗”,“在日本,为提高银行所提供服务的质量而要求放松监管的声音估计会持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