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05 | 여론독자부

[议题报道] 自动驾驶与UAM时代将至…出行生态被60年前的法律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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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尹锡悦政府上台,监管改革的讨论迅速推进。据称将新设"监管革新战略会议"作为监管革新的最高决策机构,重要事项由总统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在实施"国民建议政策投票"后,还将"大型超市营业管制"选定为政府监管评判会议的第1号议案。可以读出尹锡悦政府的强烈意志:即便是矛盾尖锐的事项,只要是贴近民生的监管,也要迅速应对。然而,"解决深夜出租车难题"为何没能入选"国民建议前十"呢?市民宁可步行也打不到出租车,甚至干脆放弃回家,这种痛苦和不便绝不比大型超市营业管制来得小。这大概是因为市民并不知道是哪些监管导致了深夜出租车难题。这正是必须详细告知过去9年间我国发生的"出行残酷史"的理由。故事从优步(Uber)2013年进入韩国之后开始。

2014年7月,首尔市将优步服务定性为非法。这是优步在韩国开启"共享乘车(ride sharing)"服务约一年之后。首尔市主张优步违反了相关法令,且服务使用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共享乘车是指出发地、目的地和出行时间相同或相似的多人同时共用一辆车。共享乘车的形态可以多种多样。上下班时可以载上他人并分摊费用。在乘用车平均载客人数为1.22人、单人驾车比例高达82.5%的我国,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事。然而在我国这是非法的。根据《旅客汽车运输事业法》第81条(禁止自用汽车有偿运输),个人不得收钱载他人。也就是说,日常的共享乘车完全不被允许。直至每户车辆数接近1.3辆的今天,《旅客汽车运输事业法》与自用车难得一见的1962年《汽车运输事业法》时期相比,本质上并无变化。

首尔市甚至引入了对非法准运输行为的举报奖金制度。对此,优步强烈反驳,称举报奖励制违反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在与首尔市持续的矛盾中,优步于2015年2月打出服务免费化这一强硬招数。既然禁止有偿运输,那就不收钱。尽管如此,优步在转为免费仅9天后便向首尔市投降。因为在出租车牌照以巨额交易的情况下,出租车业界的反弹更加猛烈。直到此时,人们还预期受优步事件刺激的政府和地方政府会率先推进关于共享乘车的讨论,但这种期待的破灭并没有花太长时间。

首尔市这次将运营拼车应用的企业"Poolus"举报至警方。2017年11月的首尔市比两年前"优步事件"时更加强硬。为促进公共交通利用,拼车在上下班时适用"禁止有偿运输"的例外。然而首尔市指责Poolus在上下班时间之外营业。其主张是Poolus恶意利用了《旅客汽车运输事业法》第81条未对"上下班时间"作出规定这一点。尽管随着时代变化,弹性工作制和上下班时滞制等使上下班时段的概念正在消失,首尔市的逻辑却是上下班时间明确存在。这一次,出租车业界的执着施压也是主要原因。Poolus事件引发了整个创业界的反弹。共享乘车、共享汽车业界不仅召开紧急对策会议,还向青瓦台请愿。当时新上台的文在寅政府也宣称将引入负面清单式监管以最大限度减少管制。然而Poolus事件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方式收场——把上下班时间写进了法律。根据2019年8月的修正案,全体国民的上下班时间分别为"上午7时至上午9时"和"下午6时至下午8时"。

让新兴出行与出租车之间的严重矛盾为市民所知的事件接连发生。那就是著名的"Tada事件"。2018年10月开始服务的Tada,紧接着在次年即2019年2月被举报至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理由同样是Tada如Poolus一样利用现行法律条款的漏洞进行非法有偿运输行为。以租车为基础的Tada,以"租车"与"代驾呼叫"分别同时进行的方式提供服务。《旅客汽车运输事业法》禁止在租车时介绍驾驶员,但Tada利用例外条款"载客定员11座以上15座以下的客车"解决了这一问题。对此,出租车业界主张Tada使用高明的"歪招"将非法营业合法化。在国外都被允许的一切在我国却全被堵死,好不容易找出法律上仍可行的服务,却被斥为歪招。专家们对出租车业界的单方面态度以及站在远处旁观的韩国国土交通部的批评接踵而至。有指出认为,需要更大的思考:从整体消费者利益角度看什么更有益,为我国未来经济应该怎么做。然而同年5月,在"要求驱逐Tada的集会"上,一名出租车司机自焚身亡的令人痛心的事件爆发,事态迅速转向另一个方向。以7月首次提案为开端,10月禁止Tada营业方式的修正案,即所谓"Tada禁止法"被提出。并且10月28日,检方以违反《旅客汽车运输事业法》的嫌疑起诉了Tada的代表们。

Tada的解决方式与Poolus相同。当现行法律无法阻止新出现的服务时,便修改相关法律条款使其非法化。为使Tada的法律依据失效,将其限定为"以观光为目的"以及"租赁时间在6小时以上,或租赁、归还地点为机场或港口的情形"。仅为禁止Tada就追加了三重锁。由于政界和国土交通部的做法过于过分,Tada事件也出现了与Poolus不同的局面。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于12月向国会国土交通委员会提交了对Tada禁止法的正式反对意见。2020年2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决Tada无罪。然而随着2020年3月Tada禁止法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这一切都无法产生任何影响。此后Tada向韩国宪法法院提出了针对Tada禁止法的宪法诉愿,但随着2021年6月宪法法院作出合宪决定,持续近3年的Tada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在优步、Poolus、Tada接连消失的出行市场上,只剩下境况更加恶劣的出租车。Tada禁止法之后华丽登场的运输、加盟、中介三套旅客汽车运输平台事业至今进展缓慢。本应成为核心的平台运输事业仅有3家经营者,且以去年底为准,它们获批的车辆总数相加也只有420辆。国内出行产业别说市场扩张,在各种监管和出租车业界的激烈反弹下,无论出现什么新服务,前景都不明朗。新技术与既有业界之间的激烈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19世纪中叶汽车出现引发的马车业者反弹,或100年前引入出租车使人力车被淘汰所产生的摩擦,与现在也并无太大不同。

我们可以在过去事实的基础上正确理解现在。出行残酷史给我们的教训是明确的。困在《旅客汽车运输事业法》顽固的监管之中,却谈论应对城市空中交通(UAM)和自动驾驶汽车时代的出行革新,这是自相矛盾的。要提出当前紧迫的深夜出租车难题的解决方案也很困难。不要只急于化解眼前的矛盾,而应为"出租车与平台的革新与共生"实现根本性的监管改革。期待政府将大型超市营业管制送上评判台的勇气和意志,不久也能体现在旅客汽车运输监管上。

刘政勋教授……在首尔大学完成城市工学学士与硕士学业,并在美国普渡大学取得交通工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员、韩国交通研究院(KOTI)责任研究员,2005年起任亚洲大学交通系统工学系教授。在交通规划、公共交通、交通经济等领域拥有140余项研究成果,是活跃进行有关交通的政府政策及展望的媒体采访与撰稿的交通学界代表性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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