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共研究机构开发出分离植物病毒基因、从而可早期诊断植物病害的技术。政府认为,对于没有治疗药物的植物病毒,早期防治至为重要,因而决定对该项目提供财政支持。
但这项技术最终未能实现商用化。原因是企业对该技术兴趣不大。
这一案例很好地说明了政府研发(R&D)支持的政策效果为何偏低。也就是说,这是政府在选定要给予财政支持的研发课题时,未能充分调查市场需求所造成的结果。即便投入预算开发出技术,若遭企业冷遇,也只会沦为困在象牙塔或研究所内的研发。有观点指出,在必须削减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发预算仍在增加,因此从财政改革的角度也应尽快建立将此类副作用最小化的流程。研发财政投入效率低下也体现在数字上。反映公共研究机构以政府预算开展研发所开发技术向民间转移程度的技术转移率,已从2016年的38.6%降至2020年的35.4%。公共研究机构累计持有技术的运用率截至2019年也仅为9.3%。这意味着公共研究机构所获得的100项技术中有91项甚至未能进入市场。
当然,研发项目的成败不能仅以商用化来判断。对于事业性低、民间兴趣不大的基础研究,或因成本高昂民间难以介入的太空、航空等研究,无论是否商用化,都需要政府积极的财政支持。在美国、中国等主要国家扩大研发投入的形势下,唯独韩国政府也不可能对研发支持有所疏忽。近期美国的研发预算年均增长6%,中国除新冠扩散最严重的2020年外,过去5年也保持10%左右的增长。
不过也有声音指出,由于国家债务快速增加、政府正在收紧财政腰带,应减少浪费因素。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研究委员崔光熙在报告中指出:“有必要在彻底调查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选定研发项目”,“在缺乏充分审视的情况下推进课题,后续支持中断、成果无法利用的案例很多。”
特别有观点指出,应配合研发预算增加,出台使相关成果最大化的政策。国会预算政策处表示:“随着研发投入增加,提高财政投入效率变得更为重要。”政府研发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已从2018年的1.0%升至2022年的1.5%,高于美国(0.7%)、英国(0.6%)等主要国家。仁川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黄圣贤表示:“民间完全能做的研发,国家没有必要花钱去介入”,“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政府研发投入的取舍与集中非常重要。”
研发支持方式也有必要多元化。韩国的情况是,直接向研发投入资金的财政支持占绝大部分,应将其转向税收支持等间接支持,以缓解财政负担。事实上,2018年研发支持政策中财政支持占比为86.8%,远高于税收支持(13.2%)。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系教授金宇哲表示:“发放补贴之类的财政支持会加大财源不足和预算筹措的负担”,“可通过扩大对研发企业的税收减免、免税、所得扣除等利用税收特例的间接支持,提高研发投入方式的效率。”
近来政府也公布了提高研发投入效率的方案。政府在7月国家财政战略会议上表示:“将以取舍集中和战略性官民协作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将把对民间企业的研发支持方式从以出资为中心,扩展为竞争型、券式、后付型等多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