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导力决定国家兴亡。国家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裂的战败国德国之所以能出现“莱茵河奇迹”,是因为1949年康拉德·阿登纳在西德议会以一票之差当选首任总理。基民党的阿登纳戏剧性地击败社民党的库尔特·舒马赫,执政14年,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稳固。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大刀阔斧的劳动改革治愈了顽固的“英国病”,重振了增长引擎。相反,陷入民粹主义的希腊和委内瑞拉领导人耗尽国家财政,使国家陷入深深的泥潭。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与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在合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阐述,政治决定国家的贫富。横跨边境的城市诺加莱斯,美国一侧富裕,墨西哥一侧贫穷。两位教授诊断认为,决定经济制度的政治导致了两地生活水平的鲜明差异。
首先要密切关注动荡的国际局势。在美中矛盾加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因素推动阵营化和新冷战之际,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与新冠疫情长期化又使全球技术霸权之争日趋激烈。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供应链冲击,世界各国因物价急涨和经济衰退等面临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七国集团(G7)以及中国、俄罗斯等国最高领导人的领导力也在动摇,因此也有“经济危机即政治危机”的分析。
大韩民国号因前政府的负面遗产与全球因素叠加,在经济、安保等方面正面临“完美风暴(超大型复合危机)”。文在寅政府以民粹主义、反市场监管、收入主导增长、亲工会等逆行政策进一步加重了“韩国病”,削弱了增长动力。2000年代初期约为5%的韩国潜在增长率最近已跌至2%。照此下去,10年内将进入“零增长”。我们是“靠出口吃饭的国家”,但今年二季度出口环比下降3.1%,上半年贸易逆差达103亿美元。过去5年滥发讨好式政策,包含确定国家债务及养老金填补债务的国家负债骤增763万亿韩元,截至去年底达2196万亿韩元。近来在高物价、高利率、高汇率之下连消费也在减少,滞胀恐慌正在成为现实。
大韩民国若要渡过“危机之河”、迈入五大强国,就必须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倡导者克劳斯·施瓦布所强调的“伟大重置(Great Reset)”。首要的是重振渐熄的增长引擎、提升潜在增长率的重置。第一项课题是确保科学技术的超级差距并培养高级人才。资源匮乏的我们唯有以技术超级差距武装自己,才能提升国家竞争力、在全球丛林中生存。必须在半导体、电池、核电、未来汽车、显示器、生物等至少5至10个战略产业领域开发其他国家难以追赶的尖端技术。
要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就要以不屈的意志推进劳动、监管、教育、养老金改革等,把国家打造成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WEF)的评价中,韩国的劳动市场灵活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7个成员国中仅列第35位。劳资合作在141个国家中位列第130位,处于最低水平。只有成功推进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和劳资合作水平的改革,才能提升增长率并增加优质岗位。历届政权把监管比作“电线杆”“指甲下的刺”“红旗”等而着手改革,但都虎头蛇尾。尹锡悦政府应清除被称为“沙袋”的种种监管,让我国企业能够在全球战场上毫无负担地奔跑。
要提升潜在增长率,就必须停止煽动意识形态、阶层、地区、代际、性别矛盾,凝聚国民共识。为此,应建设守护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等宪法价值的社会,并织密社会安全网,让弱者也能共同过上好日子。要化解尖端产业严重的人力短缺、持续培养核心人才,需要包括大学招生名额自主化在内的教育大改革。同时,唯有通过强化自主国防力量和提升韩美同盟层级,建设无人敢窥的安保强国,才能构建可持续的和平体制。
要落实结构改革和确保超级差距技术等国家课题,政治必须把握重心、端正立场。然而现实却在反向而行。尹锡悦总统在以自由、民间主导的市场经济、强化安保、法治等为重点的国政运营方向总论上获得了肯定评价。但在人事争议、口误与粗糙言行、政务应对不成熟等细节与风格上令国民不适,履职支持率最近跌至28%(韩国盖洛普,在95%置信水平下抽样误差±3.1个百分点)。不仅谈不上改革动力,甚至面临丧失国政运营动力的危机。
执政党与在野党陷入泥潭般的角力,第21届国会后半期在54天后才得以正常运转。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完全未能支撑新政府的政策与改革,在党权之争和“形象政治”中虚度时日。庞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抛弃了制衡政府、提出替代方案的本来职能,只顾拖国政后腿和派系斗争。因此才招致“政治失踪”的批评如潮。
在危机与机遇的岔路口,要建成经济、安保强国,总统与执政党、在野党都应各归其位、尽其本分使命。尹总统结束夏季休假后应振作精神,站到克服危机的最前线。应以谦逊的姿态与国民沟通,说服所有经济主体分担痛苦,推进大胆的结构改革。执政党与在野党应为克服危机凝聚力量,同时展开政策竞争。以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权性东辞去代表代理职务等为契机,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应组建能让国民信任的新领导层。要实现责任政治,清醒的民心必须切实监督。现在正是急需恢复政治、重置韩国社会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