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全球性通胀冲击使物价稳定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尤其在认识到货币量与物价密切相关后,要稳定物价就须紧缩运用货币政策已成为常识。近期物价上行阶段,韩国银行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美联储)、欧洲央行(ECB)、加拿大央行等不是以25个基点(1个基点=0.01个百分点),而是以50、75、100个基点的大幅度上调政策利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但也有国家逆全球紧缩货币政策而行。土耳其自去年以来一直坚持宽松货币政策。与同样推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日本不同,其物价水平并不低。土耳其能源进口依赖度高达74%,对通胀冲击十分脆弱。6月消费者物价涨幅高达78.6%,为1998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生产者物价涨幅达138.3%。
尽管如此,土耳其央行(CBRT)自去年底以来分四次将政策利率从19%下调至14%,累计下调500个基点,此后已连续7个月按兵不动。这一货币政策的结果表现为里拉汇率暴跌。据国际金融中心发布的《土耳其里拉汇率创历史新低的背景及展望》报告,土耳其里拉21日对美元升至17.70,创历史新高。里拉汇率去年1~2月还在1美元兑6~7里拉水平,仅一年半时间就贬值近三分之二(贬值近3倍)。
里拉暴跌的背后是政治逻辑。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持续主张高利率会引发通胀,与常识相反。他还曾称高利率是“万恶之源(父母)”。问题不止于主张,他还侵犯央行独立性、干预货币政策。此前埃尔多安多次撤换不服从降息要求的央行人士,并对批评此举的记者和经济学家提起刑事控告。
土耳其经济本身也是货币贬值的因素。土耳其能源依赖度高,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等,增长势头疲弱。今年1~5月经常项目逆差281亿美元,同比扩大2.3倍。加之俄乌战争余波导致能源、食品价格上涨,加重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物价上行压力。去年原油进口量的25%、天然气的45%来自俄罗斯。
最终,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本月8日以埃尔多安政府的政策助推通胀恶性循环、加大里拉贬值压力并阻碍资本流入为由,将其国家信用评级由B+下调至B。
问题在于,随着美联储进一步实施“巨幅加息”(上调0.75个百分点)等,货币紧缩步伐逐渐加快,里拉进一步贬值的可能性很大。据彭博社,主要投资银行预计里拉对美元汇率将从17.70水平进一步上升至今年三季度18里拉、四季度19里拉。也有观点认为明年二季度可能突破20里拉。
随着土耳其对外健全性趋弱,外汇危机的担忧也在加大。在护盘汇率过程中,外汇储备消耗速度也在加快。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已超过200%,若里拉进一步贬值,对外部门的脆弱性可能更加突出。截至5月末,土耳其短期外债为1345亿美元,较去年末增加10.6%,而本月初外汇储备为589亿美元,较去年末减少18.9%。
另一方面,韩国央行主张即便面对国际油价飙升等供给侧通胀因素,也应以货币政策应对,正在推进上调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局局长洪京植18日通过韩国央行博客表示:“近期高企的物价涨势不仅受供给因素影响,也同时受到需求侧因素影响,包括韩国央行在内的主要国家央行大幅上调政策利率,正是以缓解这种需求压力为首要目标。”其逻辑是,即便面对供给侧通胀冲击,为稳定通胀预期,央行也必须迅速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