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脑研究院院长徐判吉在首尔光化门世宗文化会馆后侧的公园中指着自己的大脑,强调为培育脑产业等未来增长动力,需要融合教育以及研究现场敢于挑战的研发(R&D)文化。记者 吴承贤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今年479亿美元预算中的19.2%(91.9亿美元)投向脑科学,鼓励前沿研究。最近乔·拜登政府作为‘大流行应对抗病毒项目(APP)’的一部分,决定在5年内投入4.5万亿韩元,这同样是对冒险性研究的支持。”
韩国脑研究院院长徐判吉(70岁,见图)22日在首尔光化门Seoul Economic Daily大楼接受采访时表示:“与韩国相比,美国研究者争取研发(R&D)课题非常困难,但一旦入选就会被赋予自主权,从而取得成果。”他于2007年被指定为国家硕学,2020年因确立了理解生命现象的基本概念‘信号传导机制’的新范式而获得‘大韩民国最高科学技术人奖’。他在世界上首次从大脑中分离纯化了信号传导的核心酶磷脂酶(PLC),并成功完成了基因克隆(获得与亲代具有相同基因组成个体的技术)。
曾有NIH研究员经历的徐院长解释说:“美国等领先国家在政府发放研发课题时,以民间专家为中心进行规划并细致审查,考量卓越性,筛选出实力出众的研究团队”,“但此后便信任并托付,引导其产出影响力大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在美国,即使是优秀教授向国立科学基金会(NSF)一年申请十余次研究课题,大约也只能中一次,但一旦入选就能获得自主权的保障。
对谈·整理=高光本 首席记者
美国乔·拜登政府自5月起为应对新冠之后未来的大流行而实施的‘大流行预防传染病预防中心(AViDD)项目’也是如此。该项目由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主导,在5年内向9个研究中心提供约7600亿韩元支持,资助的是先行者。AViDD项目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以外地区唯一入选的韩国科学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讲座教授赵南俊)。赵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杰弗里·格伦主导的斯坦福AViDD中心(7个项目约914亿韩元)中承担2个项目,开发广谱抗病毒治疗药物。
徐院长介绍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对被认为不可能的研究也进行长期投资,并有容忍失败的文化。其思路是先抱着‘首先去做不可能的研究’的想法切入。其结果是诞生了在任何军事攻击下都能运行的计算机网络阿帕网。这被视为今天互联网的起点。DARPA的研究成果中还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微波炉等无数案例。他羡慕地表示:“DARPA在年度39亿美元预算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未知领域探索和有关不可能研究的挑战性研究。”他接着强调:“文在寅政府曾宣布将容忍认真研究却失败的‘诚实失败’,但很难说实际上已构建起那样的环境”,“我们也应更多培育挑战‘首创·不可能’的研究文化。”同时他提高声调表示,大学和研究院论文抄袭不断,是定量评价文化持续的结果,在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4.46%、位居世界第一的现实下,不能再做跟随他人的研究。
他还强调,政府今年向大学、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等公共研究院及企业提供的高达30万亿韩元的政府研发课题,其遴选和评价方式也需要革新。他强调:“必须改善整齐划一的支持与管理、以成果为中心的评价文化”,“要在研究现场营造不惧失败、敢于挑战和承担风险的生态。”为此他表示,政府在下达研究课题后需要最小限度的干涉和灵活的管理。他特别呼吁,为在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引导出重大成果,如果整体做不到,至少应对特色中心以整笔拨款(即整体提供预算、赋予各机构和研究负责人裁量权的方式)的方式提供研究经费。
徐院长握紧拳头表示:“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在战争废墟之上仍投资科学技术,约70年间转变为援助国的国家”,“如今应摆脱追赶发达国家的处境,通过大胆创新引领科学技术。”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在技术霸权时代谋求国家生存并扩充未来增长动力。他也没有忘记指出,与现政府着力推动的半导体同样重要,脑产业和合成生物学等生物领域也是极其重要的国家战略技术。
他以美国和以色列等为例,强调营造产学研有机协作生态。他认为基础研究必须能够连接到产业化。以跨国制药企业辉瑞为例,其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与主导创新研发的大学、医院、研究所、基金会等合作,努力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化衔接。即在医院内外设立研发中心,由产学研共同开展反映医院等现场需求的研究。徐院长说:“生物健康、生物医疗产业年增长率达两位数,但风险也非常大”,“产学研应加强合作,以降低研发费用负担、提高成功率。”他同时表示,以色列的大学和研究所研发也呈现出向技术转让和创业延伸的良性循环。谷歌、英特尔、微软、三星集团、现代汽车等400多家全球企业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与当地产学研共同研究或进行技术转让、收购风险企业和初创公司,原因也正在于此。
徐院长提高声调表示,要构建领先国家型的研究人力生态,必须具备积极利用博士后研究员(博后)的生态。实际上,包括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内的诺贝尔科学奖,大多倾向于以博后或年轻教授时期的研究成果获奖。他阐述自己的看法:“大学和研究所能确保多少优秀博后,决定着竞争力”,“需要给博后充分回报和希望的体系。”但我国每年约9000名理工科和医药类博士毕业生中,进入国内大学或研究所做博后的仅1500余人,而且大多只工作约2年。相比之下,美国每年5万余名博士(半数为外国人)中,有2.5万余人在东部和西部的研究型大学或NIH做4~5年博后。因此他建议,应设立符合研究型大学或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特性的战略中心,让博后能够发挥能力。就像ETRI的数字技术中心、能源技术研究院的碳中和中心那样,脑研究院也应设立脑疾病克服中心(暂定名)。他建议:“如今国内大学也大量聘用国内博士为教授,国内博士水平已经提高”,“应创造条件,让国内博士在大学和研究所做博后期间若发挥出出众能力,就能成为教授或研究员。”
曾任职于浦项工业大学(POSTEC)和蔚山科学技术院(UNIST)的他,也强调教育革新和核心人才培养。他说:“像别人一样做,成不了一流”,“要培养跨越学科、具有灵活创造性思维的人才,构建发达国家型研究人力生态。”他认为,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以多学科为基础的课程体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实际上,斯坦福大学实行开放式循环大学制度,使学生能够学习多个学科并培养实务能力。其特点是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在6年(本科+硕士)期间可自由往来于校园与产业现场。他比较说:“与我们要获得政府批准才能调整各学科招生名额、连新设研究生院也在各学科间争夺主导权的情况相比,文化不同。”他同时要求,目前让学生在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完成硕博课程的科学技术联合研究生院大学(UST)体系也应更加充实。
徐院长表示:“美国伊利诺伊医学院在三、四年级教授工程学、人文学和IT,我们的大学也应全面改革,转向融合教育”,“需要对国家研发体系进行大革新,包括让年轻研究者在大学和研究所尽情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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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出生于庆北盈德 △首尔大学兽医学专业学士 △首尔大学医学专业硕士、博士 △198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生物信号传导实验室研究员 △1989年POSTECH生命科学系教授 △1995年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交换教授 △2010~2019年UNIST生命科学部教授、研究副校长、融合研究院院长 △2015年~ 意大利学术院海外会员 △2018年~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基础研究推进委员长 △2019年~ 教育部BK+项目管理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