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51天的大宇造船海洋外包工会罢工于22日戏剧性达成和解,有评价认为,这不仅归功于劳资双方的让步,政府积极扮演的调解者角色也起到重要作用。分析认为,尹锡悦政府同时采用“对工会违法行为严正应对”的原则论与劳资问题应由民间自主解决的软硬兼施策略,使效果最大化。
政府对外包工会罢工的应对,以14日韩国雇佣劳动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发表要求停止罢工的谈话为节点出现明显变化。在谈话发表之前,政府期待劳资自主解决问题。但在迟迟看不到解决迹象后,政府通过谈话称“占据船舶属违法行为”,并呼吁停止罢工。四天后的18日,行政安全部、韩国法务部、雇佣劳动部等五个部门的部长发表“第二次谈话”,称可投入公权力制止罢工,发言力度进一步升级。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相民和警察厅厅长内定者尹熙根19日到访罢工现场时也直接预告将投入公权力,可能发生冲突的紧张感随之升高。另一方面,雇佣劳动部长官李政植则与在船坞搭建钢制结构物进行静坐的外包工会成员会面,展开说服工作。首轮说服失败后,李长官20日再次前往外包工会,呼吁通过对话进行协商。这相当于一手暗示投入公权力,一手主张“通过对话解决”的软硬兼施策略。
据悉,政府在并行推进上述双轨策略的同时,并未提出对任何一方有利或不利的单独调解方案。这相当于引导劳资自主解决问题,而非由政府出面。这也与尹总统要求以法律和原则解决劳资问题的指示一脉相承。
不过,也有不少意见指出,大宇造船外包工会罢工事件恰恰暴露了韩国劳动界固有的“承包与分包企业间工资两极化”这一顽疾。意即,事件虽在51天后暫告平息,但劳动界所谓的“痼疾”并未100%解决,只是确认了它随时可能成为劳资矛盾“扳机”这一点。据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委员卢民善去年发布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劳动市场差距分析报告,以大企业人均月工资为100%计算,1999年中小企业的月薪水平为71.7%。但到2019年骤降至59.4%。20年间双方工资差距扩大,中小企业工资跌至大企业的一半左右。这正是有人指出如果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两极化得不到解决,罢工随时可能重演的原因。尤其是政府暗示可为解决劳资问题投入公权力这一点,看来将成为今后可能恶化劳政关系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