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物价、高利率、高汇率,再加上新冠疫情再度扩散,而国会却处于开门歇业状态。我感到羞愧。”
通过6月国会议员补选进入国会的共同民主党金韩奎议员近日提出了“防止国会开门歇业法”。在这位所谓“0.5届”议员看来,执政党与在野党近两个月未能就国会组建达成协商,也让人“遗憾”。在复合危机接连袭来之际,他认为必须终结国会常任委员会无法正常运转的开门歇业状态,才能真正“干活”,因此提出了该法案。金议员在相关法案中写入:为填补每四年惯例性重复出现的国会工作空白,国会前半期议长、副议长、常任委员任期届满后,其任期延长至后半期国会组建完成为止。
21日在国会议员会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的金议员表示:“如今‘靠议员津贴浪费税金’的负面认知正在加强”,“我认为四年后、八年后不应再重复出现国会空白状态”。他还自信地表示:“眼下虽无法适用于本届,但四年后必定会有效果。”
他多次自称“0.5届”而放低姿态,但干事的意志比任何议员都强。他也明确了要以在律所从事企业并购等的经验为基础,为经济生态作出贡献的目标。他解释说:“民间资本相对较少的我国,应由国家出面培育经济生态”,“从国际供应链、粮食安全、能源议题等来看,需要培育降低能源产业对海外依存度的产业。”他还强调“监管与自律”要用在恰当之处。金议员表示:“在资本主义国家,对并非涉及国民生命与安全问题的经营活动进行直接监管,本身就很不自然”,“与生命、安全等不可挽回的损害相关的产业,事前监管必须严格,不属于此类的则应保障自律性,采取事后处罚的方式。”他同时强调:“政府的监管也需要更加高级化。”
面对“这与民主党既有路线有差异”的提问,金议员提高声调表示:“议题选定不能与民生脱节”,“必须给人带来‘我的生活会改变’的政治效能感。”他也与民主党此前主张“缴纳综合不动产税的国民仅有2%”划清界限。他补充道:“为了共生而课加义务,就应当给予相应的礼遇和待遇。”
共同民主党金韩奎议员访谈全文 -想来是实在忍不下去才提出防止国会开门歇业法的吧。是觉得憋闷吗? △对国民感到羞愧。本来就有人认为政治人不干事、靠议员津贴浪费税金,而现在的状况似乎在强化这种负面认知,令人遗憾。议员即便没有常任委员会,也可以制定法案、会见选民听取民情、与行政部门协商,还可以对行政部门的过失提出问题或要求提交资料。但因为这些不是对外显现的日程,国民难以切身感受,而且实际上没有常任委员会,正式的议政活动会受到很多限制。 △不过议员在既有条件下即使有限也应发挥某种作用,可常任委员会的组建总是看着要成又不成,所以我认为不只是这一次,今后也必须改变。我认为四年后、八年后不应继续重复,眼下虽无法适用于本届,但四年后必定会有效果。
-目前搁置的法案有1.1万件。国会组建迟滞是问题,但即便恢复正常也未能发挥立法机构的作用。是否分析过原因? △事实上设立快速通道(快速处理议案)制度,本意是即便朝野未达成协议,法律经过一定期限也可以处理,但这在现实中同样不容易。即使能够通过,未经朝野协议通过的法律,按我们的社会情绪本身就会被评价为单独、强行处理,所以处理起来并不容易。结果只能以无争议法案为主通过,而那些又不是受国民关注的法案,于是被往后推。 △国民想要的是民生法案。我认为需要一种在朝野协议范围内迅速处理非争议法案的机制。现在政权更替了,执政党应就自己想要的法案、政治上没有对立的部分,说服在野党尽快通过;在野党也有余地进行协商,一并处理我们想要的法案。总统任期刚开始,国民普遍认为应先帮他做一次他想做的事,以后再评价他做得是否到位,地方选举结果也由此而来。执政党如果好好利用这种初期气氛,民主党也会感到压力而进行法案处理谈判。但执政党似乎对没有常任委员会的这种状态并不怎么感到不便。
-执政党要做的事很多,反倒显得从容。 △我在青瓦台短暂任职时感受到,韩国确实是总统制国家。也就是说,即便不修改法案,总统和行政部门凭裁量就能处理的事相当多。于是就出现了不修法案而通过修改施行令来办事的说法,其实现在虽未被媒体充分呈现,执政党应该正按自己的意愿做着许多事。所以常任委员会必须尽快恢复正常。只有这样才能向各部门要求提交资料,确认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国会组建方面,科技广播通信委员会和行政安全委员会似乎是最大争点? △我认为会很快整理好。在适当的界线上可以达成协议。在民主党内部,认为完成国会组建、开始干活更重要的议员意见很多。(采访前不久民主党召开了议员大会)使国会组建正常化,所得会多于所失。
-有人指出,无论是国务总理韩德洙的任命同意还是追加预算,民主党在最后关头都被推着走。也有批评称缺乏战略。 △以我这个0.5届的身份,恐怕还谈不上向领导层进言(哈哈哈哈)。不过党内毕竟输了总统大选,是败者,但确实又是多数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支持者也有不满:难道还要在国会组建谈判中让步吗?但这些不满随着时间累积,似乎反而会为谈判制造名分。
-您一直主张“有能力的民主党”。所谓有能力是什么? △大选前后以及地方选举后,通过民调或所谓FGI调查确认民主党的形象,“无能”占了很多。所以我们反过来说要成为有能力的政党。国民为什么说我们无能?我看有两点,第一是他们觉得议题选定与民生脱节。政治只有带来效能感才会获得支持,而民主党没能给人“改变我的生活”的感觉。
-意思是比起民生,更偏向检察、媒体等改革议题? △问题在于时机和轻重。我们主张制定并通过了很多民生相关法案,但在国民看来能切身感受的法案很少。相反,只有社会改革议题的讨论被大幅突出,朝野之间的矛盾看起来更大,活动时必须考虑到这种被国民认知的状况。不管实际如何,国民感受到的是民主党搞的政治没能带来改变自身生活的政治效能感。 △第二是设定议题之后,执行、成就和落实是否做好了也是问题。例如检察、媒体、司法改革等议题既然重要而要强推,那就应该无论如何说服对方党派、尽量少噪音地迅速处理,或者至少展示出为达成我们所求而落实的能力,而支持者们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感到遗憾。如果因为民主党的价值而必须处理某件事,就该像电光石火般处理,或者发挥谈判力取得对方党派同意,通过谈判力拿到想要的结果,可这一点也没做好。 △议题选定本身只突出了一面,第二是不论选定什么议题都要好好通过,而这也被批评没做好。
-但租赁三法、重大灾害处罚法、检察改革法等大部分都通过了。 △并非大部分通过。检察改革法曾达成朝野协议,最终却破裂,过程中为了召开安排调整委员会还得退党,这种状况本身就是被我们制造出来的。即便如此,国民恐怕也不太感觉到检察侦查权减少了。问题是我们高声呼喊的检察改革,过去五年究竟有没有真正落实。中间层或保守层与我们党内支持者,哪一方都没能真正满足,结果我们的支持者不太去投票站,而去了投票站的人投给了对方。
-为提升能力,接下来准备的法案有吗? △我基本上对经济领域很有兴趣。这是因为长期在律所工作的经历(金韩奎议员在律所从事企业并购、合规经营等法律咨询,为向海外企业提供法律咨询,还持有纽约州律师资格)。 △一是培育我国产业,二是我想集中于改变经济生态的问题。与美国等不同,我国民间资本相对较少,所以国家必须出面培育。上届政府也培育了数据、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还重新支持造船业,这些产生了效果,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我认为应培育符合当下的产业。 △此外,从近来因战争或疫情而出现的国际供应链、粮食安全、能源议题来看,我们需要培育降低能源产业对海外依存度的产业。粮食也因乌克兰战争一事而价格上涨。结果即便价格竞争力较低,也只能通过支持来培育我国农业和水产业;从乌克兰战争看,国防产业也很重要。 △关于经济生态,我在美国短暂期间关注的是MRFTA和公司法。我认为公平交易方面,只有让创业企业和中小中坚企业通过公平竞争得到培育,才能创造就业、扩大经济规模。企业方面则有遗憾。美国以股东利益优先的公司体系与我国之间,似乎还有些脱节。企业本身已成长为大企业、全球企业,但优先我国股东利益、并由此使投资顺畅、新增投资持续进入的环境,我认为仍有改善空间。这既需要企业的努力,也存在政府方面的问题。 △尤其重要的是把监管与自律用在恰当之处。例如银行业与国际水准相比有不足之处。我国金融当局拿利息干预民间银行的利率,这相当不自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涉及国民生命和身体安全的问题,却对经营活动直接监管,本身就很不自然,结果我国金融企业无法像英美的大型投资银行那样成长。由于政府监管强,未来预测困难,外国资本进入似乎也困难。所以在经济领域,我也想持续就与十大经济强国相称的企业内部文化和官治提出问题并加以改善。
-朴槿惠政府时期曾引导证券公司之间合并、尝试培育韩国式IB,但文在寅政府较为消极。 △是的。特别要培育金融产业这一目标,似乎没有做好。
-这是否与民主党既有情绪不同? △在金融方面,我国因不良金融、家庭负债或企业负债导致金融公司不良化,过程中出现了受不合理力量左右的贷款,于是民主党里存在把金融机构视为应加以监管监督对象的看法。但也不应因此对所有金融机构的成长本身都持否定态度。我认为我国金融企业被低估了。这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自律性和对未来的可预测性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所以我认为把自律与监管用在恰当之处很重要:与生命、身体等不可挽回的损害相关的产业,事前监管必须严格;经济损害无法挽回的领域,要严格监管并加以监督;不属于此类的则给予自律性,采取事后处罚的方式。我认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更加高级化。 △在香港,全球企业的亚洲总部大约有300个。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它们最终只能撤出。那么去处是新加坡或东京,接下来可以考虑的就是韩国。它们真的能进入我国吗?不是英语好就行,也不是生活条件好就行,关键在于金融环境、经济环境是否高级化。 △我认为汝矣岛完全可以成为多样的全球企业进驻的空间,我所在的济州岛也可以。那里是与亚洲各子公司沟通的地方,如今只要有Zoom和商务资料就够了。但外国人认为韩国存在不合理的监管,尤其在金融领域认为制裁很多。
-意思是要在济州岛建金融区? △我认为哪怕只引进一两个亚洲地区总部,也是大事。这样就能让济州为人所知。考虑到如今重视生活方式的人群,我认为济州可以成为对外国企业有吸引力的办公空间。我正在思考。本来这是道知事该做的事,但我认为可以基于我的经验,与亚洲全球总部方面进行探讨。
-作为选区的济州,每逢周末都下去吗? △一周去两三次。平日也有要与道政府协商的事。还有些人必须在工作日时间见面。若有重要活动和民情要务,随时都会下去。
-现在是党代表选举局面。在97群体(90年代学号、70年代出生)受到关注的过程中,您曾被点名为其中一环。与86群体能形成差异吗? △若做自我批判,应当问:进步阵营中四十多岁后半、五十岁出头的政治人,是否真正就我们所梦想的大韩民国未来进行过充分讨论?是否准备到了可以向国民提出的程度?我们是否过着与586前辈不同的社会生活?是否以与他们不同的形象呈现在国民面前?细细想来,其实是否定的。 △民主党年轻政治人应做的事,是即便这次党代表选举赢不了,也要借此机会进行这样的思考。或许还不成熟,但我认为他们各自都在做准备,在这次选举过程中接受批评,同时这将成为展示新民主党所描绘的话语和人物的机会。这次若能成为自省的契机,让我们认识到重要的不只是生理年龄,而是必须提出新的话语,并且认识到独自难成,那不正是一个契机吗?所以我认为这有意义。
-金韩奎的人生与学生运动群体不同。新的路径不正会带来新的能力吗? △我觉得比这更需要的是更大的时代精神。归根结底,我国在产业化时代、民主化时代之后的色彩并不清晰。有人说是第四次产业时代等等,但我觉得民主化时代还没有实现新的转换。586一代仍在发挥主要作用,说明尚未提出超越民主化的重要价值来获得国民共鸣。那是因为崔顺实事件让国民再次对透明政治、民主主义的重要性产生了关注。于是我们曾以为即使不提出新议题也能长期执政20年,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仅以“有能力”来谈,似乎是“往冻脚上撒尿”式的权宜之计。我认为必须谈大韩民国究竟应走向何方。起初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说法,但这只是产业的发展阶段,没有给人提出大韩民国前进道路的感觉。我自己也在反复思考。
-作为政治人,您想做什么? △缓解不平等。就个人而言,我从小就认为自己取得的某种社会性、世俗性的成功并不仅仅靠个人努力。我认为只有缩小这些差距,我国才能持续增长。社会矛盾也能减少。这样即便经济上宽裕,也能像美国那样坦然公开,而国家则可以通过对这些人征收适当的税收,来分担多数人的负担。这时他们也会感到为社会做出很多贡献的自豪感。只有缩小社会差距,才能形成可持续的社会。我认为,政府向经济宽裕、取得社会成功的人课加适当义务,使他们自己能感到自豪,同时让国民作为社会同伴表达感谢,这才是化解不平等的方案。
-但民主党在综合不动产税议题出现时,把2%的纳税人当成了敌人。 △大概是认为98%是多数,是有利的战斗。但抛开具体的税收税制,我认为社会终究是共生,课加多少义务就应给予相应的礼遇和待遇。不过与保守政党想法不同的是,我认为为富人减税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说要找出以民主党的方式、更加精致地处理这件事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