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1 | 글·사진=송영규 선임기자

“无处依靠的社会……把青年逼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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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经济上、精神上艰难的时候,可以从家人或朋友那里获得安慰和支援。现在没有这些了。共同体意识已经很难找到。但社会安全网也并未建立起来。如今变成了一切都要个人独自承受的社会。这就是20~30岁的年轻人被逼入绝境的原因。”

韩国生命尊重希望财团理事长黄泰渊(见图)20日在首尔小公洞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要为急剧增加的青年自杀寻找解决方案,就必须从社会而非个人的视角来看待。”

在高丽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黄理事长曾任龙仁精神病院医疗院长、国立精神健康中心精神健康事业部长、大韩社会精神医学会会长等职,去年4月就任生命尊重希望财团首任理事长。生命尊重希望财团是通过支援与评价自杀预防事业、培养预防相关专家等方式预防自杀并进行系统化事后管理而设立的韩国保健福祉部下属机构。

黄理事长将韩国自杀率飙升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高水平的原因归结为共同体的崩塌。他表示,过去即使出现问题,也能从家人、邻居、亲戚那里得到建议或支持,但经历外汇危机后家庭解体、个人主义迅速扩散,社会网络中的“关系网”已不再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来急剧增加的青年自杀。事实上,韩国整体每10万人自杀率从2019年的26.9人降至2020年的25.7人,但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的自杀率分别上升12.8%和0.7%。尤其青年孤独死已升至追平老年人的水平。他分析称:“单人家庭中年轻人比重增大,即便遇到无法就业等困难,与父母等家人商谈的情况极少,往往独自苦恼”,“实际上青年个人不得不完全独自承受这一切,承受不住就表现为极端后果”。

在把全部责任推给个人的社会里,个人的悲剧并不止于本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最近引发社会关注的“柔娜一家失踪事件”。黄理事长表示:“虽然尚未完全查清,但我想是不是陷入经济困难的柔娜父母走到穷途末路,才带着孩子做出极端处置”,“如果其他家人能伸出援手,或许柔娜也不会被逼向死亡”。

他因此认为,自杀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包括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内的复合作用的结果。代际矛盾、落后于时代的学校文化、职场霸凌等社会各方面涌来的压力因素,成为推高自杀率的原因。“一些社会学家把自杀看作在社会结构上被逼入绝境的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结果。也就是社会性他杀。我个人认为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黄理事长降低自杀率的解法是“家庭功能的外部化”。即过去由家庭承担、如今因家庭解体而无法再发挥作用的功能,应由国家负责。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2019年至2020年年中,自杀率反而有所下降。他强调:“国家强化对小工商业者和脆弱群体的支援等,强化社会安全网,使自杀率下降”,“像西方福利国家一样,我们也需要由国家承担照护服务等此前被放任为个人负担的福利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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