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再次抛出华丽愿景,称要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金融委员长金周显19日在第一次金融监管革新会议上表示,“目标是营造新的舞台,让像BTS(防弹少年团)那样引领全球金融市场的玩家能够出现”。作为首个议案,提出了重新检讨“金产(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分离”监管。若这一意志得以落实,银行也将打开持有信息技术(IT)企业的通道,异业间的结合与创新以及规模的大型化将进一步加快。从把金融公司视作“产业”、当作创造附加价值的工具这一点看,可以说迈出了积极的第一步。
过去每逢政权更替,都会推出“金融的Samsung Electronics”“韩国的高盛”等发展金融产业的宏大计划,但总是虎头蛇尾。上月公布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国家竞争力评价中,韩国的“金融服务对企业活动的支持度”在63个国家中仅列第47位。嘴上高喊培育金融产业,背后却将其变成现职与前任官员的“空降窗口”,官治横行,发展自然无从实现。甚至出现了超越官治的“政治金融”弊端。文在寅政府将与金融毫无关联的青瓦台和政界出身人士无差别地投放到韩国国民年金、金融相关协会等机构。
金融公司的责任也不轻。新冠疫情期间扩大存贷利差、大享史上最高利润,而在“检察出身的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一声呵斥后便下调贷款利率,表现出落后的行为方式。令诚实还债者愤怒的民粹式债务减免对策出台,却没有任何一家金融公司发出反对声音。相反,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们抓住政治人物、官员等的粗绳,扮起了“皇帝”。这些扭曲行为的结合便是Lime、Optimus惨案。政界和金融当局首先应深刻反省。若不纠正对金融产业的认识框架,期待世界级金融公司的诞生只是缘木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