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被遗忘的通胀回来了。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直到去年初,大多数成员国的通胀率还停留在1%区间,而今年5月消费者物价上涨9.6%,生产者物价上涨20.9%。韩国6月消费者物价上涨6.0%,以月度涨幅计是1998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物价上涨加速,主要国家纷纷加快加息步伐。但即便同意加息,对于加多少、是否应把物价稳定作为首要考虑、如何为紧缩政策做准备等问题,难免存在分歧。
为了作出正确的政策应对,首先判断通胀的原因可能有用。韩国国内强调此次通胀的原因是供给冲击,但从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和韩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看,产出(GDP缺口)越高的时期,通胀率越高。GDP缺口已恢复至接近0的水平,而通胀压力持续上升。这表明在近期通胀中,需求扩大最终是重要因素。以泰勒规则闻名的约翰·泰勒教授最近在一次采访中指出,美国的通胀是过度货币政策造成的。韩国的情况虽与美国存在程度差异,但大体上应属类似。如果近期通胀的根本原因是需求扩张,政策应对也需朝着紧缩总需求的方向进行。特别是为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实际利率必须高于0,因此可在名义利率超过预期通胀率之前,进行渐进、持续的加息。
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应在多大程度上考虑金融稳定也是重要问题。韩国(浮动利率)家庭负债负担较重,因此利率上升导致家庭负债不良化的风险始终存在。此外,与先行性较强的股价不同,房价对利率上升的反应存在时滞,因此今后房价下跌也可能成为金融不安因素。但根据丁伯根法则,仅凭利率这一种手段同时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通常并不可能。2010年代低利率时期,尽管存在家庭负债增加和资产价格通胀的忧虑,低利率基调仍得以维持,原因在于当时的认识是:货币政策专注于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则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实现。若将同一逻辑应用于当下,可以说,货币政策应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来决定加息幅度,而为实现金融稳定,则宜运用通过LTV、DSR等管理家庭负债、强化资本充足性监管和扩大计提准备金、对脆弱借款人提供金融支援等另外的手段。
我们宁愿承担经济放缓和金融市场不安的风险也要压低通胀率,是因为高通胀的危害之大。根据过去的经验,价格上涨并非均质进行。特别是在高通胀时期,各个价格之间的异质性会扩大。因此,对特定品类实施人为价格管制形式的物价对策,本身就会引发相对价格的扭曲。另外,针对脆弱阶层的物价对策,与价格管制相比,采取发放补贴之类的形式更为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