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0 | 여론독자부

[崔荣起专栏]总统对劳动改革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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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改革始终是威胁政权稳定的烫手山芋。尽管如此,40多年来劳动改革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被公认为拯救日渐衰弱的发达国家经济的特效药。英国、荷兰、德国是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失败或成效不足的案例则有法国、韩国、日本等。韩国从金泳三政府到朴槿惠政府,每届政权都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劳动规范跟不上市场变化的制度性滞后现象只是愈演愈烈。加之过去5年文在寅政府在劳动市场改革上的懈怠,更使这一问题加重。

尹锡悦总统15日在听取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的工作汇报时,再次表达了劳动市场改革的意志,但信息并不那么强烈。这不是好兆头。英国撒切尔首相从1979年选举时就把劳动改革作为胜负所在,就任后经过周密准备,使气势汹汹的工会屈服。此后通过五次劳动法修订,使“年老病弱的英国”重生为知识经济的领先国家。美国里根总统在就任初期一举扭转了工会占优的劳资关系。具有公务员身份的航空管制员工会在大选时支持里根,并期待回报,于1981年发动了过分的罢工。里根命令其在两日内复职,并将不服从的1万多名会员全部解雇。通过劳动改革,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向IT、金融和知识产业高端化发展。

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劳动改革并未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削弱工会力量,而是选择通过与工会妥协逐步提高劳动灵活性的方式。但细看自律妥协的内里,始终有国政负责人的强力意志在起作用。1982年荷兰的瓦森纳协议虽为劳资协议形式,但年轻且充满干劲的43岁新任总理鲁德·吕贝尔斯的强硬施压与拉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12年间坚持通过妥协实现灵活化(negotiated flexibility)的路线,后任总理维姆·科克完成了灵活安全性改革,引领了荷兰的经济复苏。

2000年代初德国的劳动改革是施罗德总理的最大功绩,也是最近的成功案例。他亲自出面谈判、精心推动的“就业联盟”妥协失败后,寻找了迂回之路。他任命自己的老友、大众汽车负责劳务的董事哈茨为主席,组建专家委员会制定改革方案,并分阶段实施。施罗德改革导致执政的社民党分裂,并成为失去政权的开端,但为德国经济复苏提供了决定性契机。法国是劳动改革的迟到者,2010年代才姗姗启动改革。社会党奥朗德总统的劳动改革进展缓慢,最终成为连政权都失去的失败象征。马克龙总统采取了政府先提出改革方案、再说服反对派的战略。他亲自奔走于矛盾现场,甚至不回避街头辩论,热情地致力于劳动改革。

我们也拥有近30年的劳动改革经验。1995年金泳三总统以已故朴世逸教授为主帅,强力推进全球化改革和劳动改革。在劳动法改革的社会对话中劳资双方虽有默示共识,但在国会立法过程中执政党出现重大失误,金政府因此陷入政治危机。汲取这一失败的教训,金大中总统以当选人身份于1998年2月亲自指挥劳资政谈判,达成大妥协,为克服外汇危机创造了转机。2015年朴槿惠政府以前劳动部长官金大焕为主帅,推出了旨在改革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的“9·15大妥协”,但因政府和执政党的后续管理失败,协议被废弃,朴总统只承担了政治负担。

无论是走削弱工会力量之路,还是与工会妥协,劳动改革若非总统项目便无法成功。像现在这样,总统只是旁观韩国雇佣劳动部主导的以年功工资和每周52小时工作制改革为中心的劳动改革,偶尔听取汇报,是不行的。总统必须挽起袖子,果断推动劳动改革。唯有如此,经济复苏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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