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里,韩国手语翻译师协会会长朴正根(56岁,见图)的手机突然不停响起。这是一名前往医院的听障人士紧急打来的电话。内容是肚子疼得厉害,请他帮忙问一下是否需要手术。医生不懂手语,听障人士即便对方说话也听不见,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最终朴会长如同现场转播一样,在医生和聋人之间传递意思,手术才勉强得以进行。他回忆当时的紧迫说:“如果联系不上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一旦出现争分夺秒的紧急情况,就会冒冷汗”。
对为听障人士奔走34年的朴会长来说,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两次。既听不见也说不出话的聋人,唯一的沟通手段就是手语。不幸的是,非残障人士中会手语的人极少。尤其是医生、律师等专业职业从业者,可以说几乎没有。因此一旦需要去医院,无异于紧急状态。这正是朴会长始终处于待命状态的原因。
他并非没有工作。他每天往返于整车企业的工厂上下班。与普通上班族不同的是,工作对他而言只是获取生活费的手段。他的本业是手语翻译。这也是朴会长在单位从不加班、从不加班值班的原因。不过,他常挂在嘴边的两个词是:抱歉和感谢。他说:“如果因为工作而不能做手语翻译,我大概会放弃工作”,“对同事们的体谅,我始终心怀歉意”,以此表达感谢。
手语于2016年被指定为韩国的公用语,意味着它与国语地位同等。有什么改变吗?朴会长断言“没有”。意思是,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听障人士遭受的歧视依然如故。虽然在新冠疫情相关通报会上能看到手语翻译师,但也仅此而已。其他领域举行实时记者会时,手语翻译往往没有妥善安排,或者在播出中被切掉。他贬低评价说:“制度有了,但实际上什么也没落实,聋人只是更生气”,“离期待相差太远了”。
手语翻译的缺位不只是带来不便,还会因信息断裂而导致被社会隔离。手语词汇有限,在表达专业术语上存在局限。20—30岁一代所用的词语中,聋人几乎都不知晓。年轻人大量使用缩略语,而手语只能把它展开解释。他指出:“聋人看新闻时,偶尔会看到‘尹核心圈’这样的词,来问我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的东西,对他们却是造成文化断裂的因素”。
朴会长说,最近看到以发育障碍律师为题材而大受欢迎的电视剧《奇怪的律师禹英雨》,心里很憋闷。因为这对聋人来说是连想象都不可能的事。韩国没有一位聋人律师。即便想进入司法体系,也无法接受必要的教育。教育对他们而言是难以逾越的壁垒。“持有手语翻译资格证来聋校任教的教师不到10%。大多是在与学生相处中自学的。聋校都这样,普通学校就更不用说了。”也有部分大学为聋人配备手语翻译师。但这些大学并非开设了聋人想读的所有专业。尤其是法学院、医学院这类地方,他们本就难以进入,即便艰难获得资格,由于没有手语翻译也无法跟上课程。“难怪视障人士会对聋人说‘可怜’呢。”这是他的叹息。
朴会长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总统演讲时能同时配上手语翻译,并在电视上一并播出。其中包含着朴素的想法——如果处于权力顶点的总统都配手语翻译,其他领域不就更容易了吗。他强调:“手语翻译不是刻意设立的东西,而是为了让全体国民不受歧视地进行沟通所必需的”,“如果从有权力的地方开始有这样的举动,聋人不也能生活在更好的世界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