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国立故宫博物馆举行的“境外文物的旅程”展,意义在于流落海外的文物回到了我们怀中。那么此次回归的朝鲜绘画《读书堂契会图(1531)》,由谁管理才恰当呢?是文化体育观光部下属的国立中央博物馆,还是文化财厅下属的国立故宫博物馆?文化财厅会说,是用下属海外所在文物财团的预算追回的,应登记在故宫博物馆;中央博物馆则会说,这是绘画作品,属于动产文物,应由国立中央博物馆管理。文物与美术品的追回固然重要,但此后由哪个专业机构登记、保存与管理更为重要。
欧美的文物与博物馆政策随时代而变化。英国于1992年设立国家遗产部即数字、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及其下属的博物馆、图书馆与档案委员会(MLA);法国于1959年创设文化部后,2009年设立博物馆局(DMF);美国则于1996年设立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研究所(IMLS),以此推行文物与博物馆政策。大框架上由一个机构总揽,再按类型和时代由下属机构分工承担。
然而我国的文物与博物馆政策却一分为二,分属文化部与文化财厅。而且各部门各自设立、运营自己的博物馆。因此,即便现在也有必要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理清对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复合遗产的管辖权。应在文体部下设博物馆局,主管文化遗产中的有形文化遗产(动产文化遗产)以及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档案库、动物园、植物园、科学馆、纪念馆等,各部门运营的博物馆也应全部移交文化部。建议文化财厅统一管理宫阙、书院等不动产文化遗产以及无形文化遗产、天然纪念物、国立公园等。独岛由文化财厅管理、雪岳山由韩国环境部管理,这与部门之间的抢地盘无异。
对国立中央博物馆与文化财厅重叠的职能进行整合撤并也很必要。国立地方博物馆与文化财厅的国立文化财地方研究所,看似不同实则相同。把职能几乎相同的机构一分为二,是为了岗位,还是饭碗之争?正如名称“National Museum of KOREA”所示,囊括韩国一切的国立中央博物馆,也应像1992年分出国立民俗博物馆那样,分离组织与文物,重生为考古学与古美术专门馆。把中央博物馆馆藏瓷器与李健熙家族捐赠的瓷器汇集一处,设立韩国陶瓷美术馆也是一种办法。不要只是高喊陶瓷之国,设立能够实证这一点的机构才重要。如今不应再是19世纪美国式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而是应当“追求”专业性的时候了。
双重扭曲的文物、博物馆与美术馆政策,源于日本帝国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以其所设计的“传统”这一发明品,加上帝国主义的“视线”,重新拼装韩国历史以使殖民统治合理化的谋略。为纠正这种被扭曲的近代,也需要近代美术馆。一直以来,两家机构是否把殖民经历与文物掠夺这一民族创伤,当作机构扩张与保住位置的手段——对这一提问,它们会作何回答,令人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