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卡塔尔多哈。为接续乌拉圭回合、构建新的世界贸易秩序而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谈判现场,一位入职第三年的财政经济部国际金融局事务官作为工作人员出席。为代表当时仍属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韩国立场,她准备了数月,但真正坐到谈判桌前却感到力不从心。发达国家或许因为已形成网络,让人觉得准备十分充分。她深感自身在如何把谈判引向有利方向上并未受过训练,挫败感强烈。
一回国她便决定留学并申请停职。她无法再等几年去争取那种只给资深事务官的学位进修机会。从次年起,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求学6年,取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因超过停职期限(5年)而被免职。2008年一取得博士学位,她便赴马里兰大学任教,展开活跃的研究活动,2016年回国,先在西江大学任教,2020年转往母校首尔大学。李秀亨(46岁)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从离开公职到转型为经济学者的20年历程,便是如此概括。
近日在首尔大学冠岳校区研究室见到的李教授表示:“我的印象是,韩国人努力工作、拼命付出,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就像被堵在红绿灯路口一样。”她微笑着说:“我想为国民制定各种制度并引向好的方向,所以开始准备高等考试并成为公务员,但这段经历太短暂了。”她随即想起已故的前首尔大学教授金泰成。她说:“大学新生时金教授是我的指导教授,当我在准备考试和做学问之间难以决断时,他建议我‘先考上成为公务员,之后再好好做学问就行。不要疏忽学业’。”她表示:“按照金教授的建议,我在备考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学分,认真听课。”以第一名成绩从首尔大学国际经济学系毕业的李教授,1999年以第二名成绩通过第42届行政高等考试财经职。
整个高中期间始终保持全校第一、大学也以第一名毕业的李教授,原本自信在学业上不输任何人,但美国留学时期却是一连串苦战。她说留学期间领悟了三件事。第一是运动和体力的重要性。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硕博连读课程在入学第一年就决定是否被淘汰,因此学习时间总是不够,而来自欧洲的同学一有空就运动,学业上却毫不落后,让她十分羡慕。李教授说:“韩国学生的近视比例超过90%,这是因为在本该在户外奔跑玩耍的年纪却只在室内靠人工照明读书。”她建议:“从小要把运动当成习惯,精神和身体都健康,才能对任何事都有韧性去挑战并取得成就。”
第二是沟通能力。在以讨论方式进行的研究生课程上,李教授深切感受到自己缺乏把所知传达给他人、以口头或文字顺畅沟通的能力。她回忆说:“虽然有语言问题,但韩国学生在向他人表达和传递自己想法与见解方面偏于消极。”她说:“回头看,在学校里从未在专业水准上学过与沟通能力相关的内容。”
最后是网络(协作)能力。李教授指出,现代社会需要与各领域专家互相帮助、共同创造价值,但韩国在结构上是竞争型社会,‘朋友过得好对我没有好处’这种想法倾向强烈,协作思维不足。她说:“如今已是必须以‘朋友过得好对我也好’这一认知转变为基础,通过协作和建立网络共同成长的时代。”她批评道:“学校本应培养协作能力,但嘴上说重视多样性,实际上仍在给孩子排队、让他们互相竞争。”
李教授2008年以获颁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论文最优秀论文奖的“兰道奖”毕业。毕业论文题目为《同质婚中对配偶的偏好与人际网络的重要性》。她以2万余名婚介公司会员为对象进行大数据分析,推翻了婚介服务加深同质婚程度这一普遍认知。研究实证表明,使用婚介服务会降低按教育水平形成的同质婚程度,并可减少贫困代际世袭的可能性。李教授的论文影响力之大,以至韩国国内婚介公司宣布将把其运用于实际经营。
李教授在马里兰大学任教8年期间发表了多篇选题新颖的论文,受到学界关注。她分析智利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考察升学的搜寻成本与阶层间不平等问题;分析在线交友中信息不对称对匹配成功的影响,探索其在招聘求职市场的适用可能性。整容手术与劳动市场歧视问题、东南亚婚姻移民女性问题等也是其研究主题。
作为出身经济部门公务员的经济学者,李教授自愿担当经济学界与政府实务人员之间的桥梁。尤其作为以统计学为基础对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者,她希望以数据为基础发现有意义的趋势,为提高政策有效性和市场效率作出贡献。体现这一想法的代表性研究,是去年发表的《新冠疫情下首尔市灾难紧急生活费的消费效应》。2020年上半年,围绕因新冠疫情发放的灾难支援金应按收入甄别发放,还是不论收入向所有人发放,曾争论不休,政策实施后的效果至今仍有争议。
李教授与明知大学教授禹锡镇团队、首尔研究院一起,利用大数据与统计方法测算了首尔市灾难紧急生活费支援政策产生了多少消费效应。通过测算首尔市居民中作为实验组的中位收入以下群体相比作为对照组的中位收入以上群体在领取支援金后多增加了多少消费,分析结果显示支援金约70%被用于消费。李教授解释:“考虑到中央政府发放的灾难支援金的消费刺激效应约为30%,仅从消费刺激效应角度看,甄别性支援、按收入差别化支援在财政支援有效性方面更优,这就是研究结果的意义。”
以国民缴纳的税金为基础支出财政的政府,必须高效配置有限资源,使成果与效果最大化。李教授一贯主张,为此政策设计必须更具分析性和合理性。即在设计政策时,应基于数据判断社会成员会作何反应,并连细节都仔细审视。
李教授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决定仍倾向于由宏大话语而非数据来决定。她判断,这种倾向并不局限于灾难支援金政策或经济政策,而是出现在社会福利政策、科技政策、房地产政策等所有政府政策中。她批评道:“在所有领域,基于数据的具体讨论整体上都不足。”“政策实施后,关于通过严谨分析判断哪些方面有效、哪些方面可改进的讨论也不够。”
李教授主张,为解决这些问题,替代方案是必须先行开展再教育,使不仅负责政策设计的行政部门公务员,还有韩国各领域能够作出决策的领导层,都熟悉基于数据的决策方法。
“美国和日本以‘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EBPM)’之名,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在联邦政府引入了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绩效评估及反馈流程。特别是美国教育部上月新设首席经济学家职位,任命了教育与劳动经济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乔丹·松代拉。教育部公布的任命理由是‘为了利用数据分析和政策实验来决定政策、强化教育’。美国早在1980年代就对个别政策实施了科学的政策评估,即所谓利用大数据的分析。这种政策与社会运营的科学化并不局限于美国和日本。在扶贫政策、对欠发达国家支援项目等开发政策方面,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从2000年代初引入并已在实施。”
韩国既是互联网强国,在电子政府领域也被评价为领先国家,为何各种政策决定却未基于数据作出?对此,李教授指出,在如何将信息通信技术(ICT)运用于社会活动的主管政策即治理层面,存在两个致命问题。
李教授指出的第一个因素是政策负责人能力不足。多个政府和公共机构收集并公开数据,但很多情况下数据质量低,无法进行对现实有帮助的有意义分析。因信息保护问题而不向外部研究者公开数据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即便如此,政府内部也需要努力利用行政资料进行严谨的科学分析,并据此改进政策,但这并未系统性地展开。她说:“数据质量低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政府部门实务人员实际上没有分析数据并作出决策的经验是主要因素。”“这正是决策者亟需再教育的原因。”
李教授将第二个原因归为政治风险。即从政策决定者立场看,判断某项政策是否具有有效性不应威胁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或政治生命;若并非事先已知晓问题,也就是说在已充分尽到‘诚信’努力的情况下仍未产生预期效果,则不应追究设计并引入该政策的负责人的责任。
“韩国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世界第十的发达国家,但各类安全事故等完全可以预防的落后国家型事故层出不穷。每次发生事故,媒体上政治人物追究责任者的声音沸沸扬扬,但只是时间和地点不同,类似问题仍不断发生。我认为这类问题与其说是几个责任者造成的,不如说根本上源于治理体系和激励结构的扭曲。要改变激励结构,就应让决策者坦然承认自身不足并加以改进,而不能让他们成为猎巫的对象。”
李教授强调,要使韩国实现基于科学依据的政策决定,最终需要作为主权者的国民通过选举去“推动(push)”。即国民有必要对政治人物等所谓社会精英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是靠言辞,而是展示基于具体科学依据的成果。她解释说,只要选民提出要求,参加选举的政治人物无论愿不愿意都只能回应,政务职的行政部门首长也只能跟随。她补充道:“如果选举的胜负不再取决于所属政党是哪个,或像人气明星那样依靠宣传,而是国民要求了解各人过去追求了什么政策和议题、在立案与执行中取得了什么成果,并据此决定选举结果,那么最终必然会改变。”
She is
△1975年生于首尔 △1998年首尔大学国际经济学系(现经济学部) △2008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 △1998年第42届行政高等考试 △1999~2002年财政经济部(现韩国企划财政部)国际金融局 △2008年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2012年哈佛大学商学院访问研究员 △2015年日本一桥大学访问教授 △2016年西江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201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教授 △2020年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副教授 △2016年韩美经济学会“青年经济学家奖” △2020年韩国经济学会“应用微观经济学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