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法院作出判断认为,即使对与公司另行签订年薪合同的劳动者适用工资峰值制并支付了削减后的工资,也不构成问题。其主旨是,通过劳资协商引入的工资峰值制优先于其后签订的劳动者个人年薪合同。
据法律界18日消息,韩国大法院第二部(主审李东元大法官)在A某等19名劳动者对B公团提起的工资请求诉讼上诉审中,维持了原判即原告败诉的判决。
隶属地方自治团体的B公团于2015年经劳资协议新设了自退休前3年起削减工资的工资峰值制就业规则,并自次年起实施。A某等人反对引入工资峰值制,未提交同意书,并与公司方另行签订了年薪合同。但公司方仍在年薪合同金额基础上适用工资峰值制规定,向A某等人支付了削减后的工资。
对此,A某等人提起诉讼,主张“适用于自己的工资峰值制规定无效”,要求支付未付工资。理由是与工资峰值制无关,已与公司另行签订年薪合同,因此应按合同支付工资。而公司方反驳称:“工资峰值制实施后签订的年薪合同,并不意味着无论工资峰值制如何都无条件支付合同书上记载的金额,而是意味着若该劳动者属于工资峰值制规定的适用对象,则依照工资峰值制执行。”
争议焦点在于,工资峰值制实施后公司与部分劳动者签订的年薪合同,其内容是否有利到足以排除工资峰值制的适用。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了公司方。法院认为:“被告在工资峰值制实施后签订的年薪合同书,其含义并非无条件支付年薪金额栏中记载的定额基本年薪、以及按被告规定事后确定金额的绩效奖金和附加津贴,而应理解为若劳动者属于被告新设工资峰值制规定所定的适用对象,则支付适用工资峰值制后的年薪,这样的理解是妥当的。”其主旨是,不能认为该年薪合同属于有利到足以排除工资峰值制适用的个别合同。
韩国大法院同样驳回了A某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韩国大法院相关人士解释称:“本案是认定工资峰值制实施后个别签订的年薪合同本身即以适用工资峰值制为前提的内容。”“如果个别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比工资峰值制对劳动者更为有利,则个别劳动合同优先于就业规则的‘有利条件优先原则’仍然适用,但本案被认定为不存在可适用有利条件优先原则的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