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官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前金融委员长金石东。2004年信用卡危机时,他那句“官的存在就是为了治”代表了政府介入市场的正当性。七年后,他以金融委员长身份整理储蓄银行不良资产,把官治的概念说得更明确:“官随时都治,那是浅薄的官治。只有在市场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才治。而且一旦官出面,就必须成为确实的解决者。”
被称为尹锡悦总统心腹的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复铉,近来动作颇为高调。他会见各业界代表,并非正式会见金融控股公司会长,一言一语都很凌厉。“利息生意”“银行的公共职能”这些说法,对于面对首位检察官出身金监院院长的金融界而言,无疑是与过去历任院长不同的压力。当然也有反驳意见认为,在加息期,金融当局首长向金融公司寻求配合只是理所当然的程序,并非官治。
金融委员长金周显的话柔和却有力。14日在发布政府对脆弱群体金融支援措施的场合,金委员长表示“政府方案中缺失的部分,要由金融公司给出答案”。9月结束小微业者贷款还款延期措施时,又以“主要往来金融机构责任管理”这种含糊说法,把贷款展期的责任推给了银行。
虽说这是加息期金融应尽的作用,但在接招的银行看来,这只是官治。银行正忙于制定后续措施。尽管引发公平性争议、银行的自主判断被忽视,但它们仍表现出要为多重债务人等政府方案盲区负责的姿态。无论是否属于官治,银行对脆弱借款人提前减免利息等做法,确实也有减少金融系统不稳定风险、降低未来损失的积极效果。
但是,旨在解决危机局面的官治正走向政治民粹主义的气氛令人不安。金融当局对因停业等原因难以还债的自营业者最高减免90%债务,并为“借债炒股”亏损的年轻人减免利息,这些举措怎么看都只像是疫情之后的一场债务盛宴。当然,承认眼下被债务压垮的小微业者和年轻群体需要救助,问题在于救助的方式。
作为政策支援对象的自营业者、小微业者债务660万亿韩元(不含房地产租赁业)中,约500万亿韩元被划为正常债务。其余贷款的不良部分要由银行和“重新出发基金”吸收。考虑到重新出发基金财源仅限于30万亿韩元,最终银行须吸收130万亿韩元。
公平性问题可能长期拖累此次方案。特别是若在年轻人心中植下“债务只要撑下去就能解决”的道德风险,通过工作偿还负债的正常途径必然被忽视。金委员长事后解释称此次方案并非为年轻借债炒股者减免本金,但因惧怕债务而沦为“突然变穷者”的普通民众难以轻易接受。与其为因加密货币投资亏钱的年轻人办债务盛宴,不如让他们通过工作寻找还债之路。
在危机来临之前,对脆弱借款人给予政府金融支援,这一点我同意。重要的是官治的时机与精细度。若时机不对,就只是不必要的市场干预;若精细度不足,就沦为民粹主义。不能把金融视为政府的政策手段。金融政策应抛开意识形态与政治逻辑,具体而冷静地权衡得与失。而且正如前委员长金石东所言,官既已出面,就要确实解决问题。
据说我们正站在经济危机的入口。前路漫长,必须以更细致、更具体的方案应对,不能成为为扑灭支持率下滑等眼前之火而抛出的政策。现实并不宽容,不容许先随手抛出方案,再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去解释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