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前总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贡献不可小视。特朗普将印太战略作为取代巴拉克·奥巴马前总统“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亚洲战略加以采纳,使美国得以在宏大战略框架内重新推进亚洲政策。特朗普将拥有71年历史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OM)改编为印太司令部(INDOPACOM),把印太设定为一体化军事战略空间,并据此开始重整美国在区域内的军事安全战略体系。在此脉络下,原本为应对海啸而组建的四方机制(QUAD)也被演进为安全协商机制。
特朗普为推进印太战略打下了法律和制度基础。例如,为在印太地区开展发展中国家投资并设立开发机构,2018年以跨党派方式通过了《建设法》。该法目前成为印太战略中开发合作(ODA)事业的法律依据。此外还通过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和《印太合作法》,这些法律为强化与区域内同盟及准同盟国家的合作、构建安全网络提供了法律依据。推进印太军事安全战略所需预算也被纳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并获通过,该法案中还编列了推进“太平洋威慑倡议(PDI)”的预算。
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也确实暴露出诸多局限。约瑟夫·奈教授强调,在国际关系中,比起依赖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强制手段,通过软实力的“吸引力”自发引导对方国家的认同可能更为成功。美国的印太战略恰恰是只有在介入区域内国家与制度、能够自发引导多元区域行为体参与时才可能成功的战略。从这一角度看,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外交路线天生就与印太战略的本质相互矛盾。特朗普排他性的美国优先主义未能引导区域内国家对印太战略的共鸣与支持。
印太战略的目的基本上是在区域内维持、强化基于规范与规则的自由主义秩序。美国本应以身作则遵守规范与规则,提升自身的“吸引力指数”,但特朗普无视美国自二战以来所创建、管理和参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制度,放弃了传统的美国领导力。区域内国家认为美国未能扮演规范守护者的角色,缺乏维护和强化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意志。最终特朗普未能恢复印太战略成功所需的“话语主导能力”,未能引导地区国家的响应。
乔·拜登总统的印太战略扩充了战略的多面性,不仅依靠同盟,还积极运用美国固有的外交能力、民主与人权价值、制度等软实力资源,相比特朗普的战略运作得更为老练。美国的亚太同盟与欧洲同盟正在强化对印太地区的介入,暂时呈现出响应拜登印太战略的气氛。问题在于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介入政策能否成功。在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最重要的战略机制,这也是TPP被评价为亚洲再平衡“宠儿”的原因。特朗普退出TPP的决定直接导致亚洲再平衡战略被正式废弃,但TPP在日本的努力下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形式复活。然而拜登并未参加在国内不受欢迎的CPTPP,而是推进无需国会批准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包括韩国在内的12个国家表明了加入IPEF的意愿。尽管如此,缺失“市场开放”这一主要议题的IPEF似难成为美国印太经济介入政策的核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