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政府成立已过两个月,但对非法罢工未能严正应对等,社会整体“公权力缺位”状况仍在持续,有人对此提出批评。与承诺以大刀阔斧废除监管让企业重新奔跑不同,以处罚企业为中心的刑罚式监管立法仍不断涌现,令人担忧。经济界主要专家警告:“企业接连公布投资计划,但层层堆积的监管使其难以迈出一步”,“照此下去,等于是在说‘别办企业了’。”
专家们表示,在新冠疫情之后全球供应链危机、俄乌战争、高利率与经济衰退担忧等危机因素扩散的形势下,应再次力推“民间主导的经济增长”。也有观点认为,放松监管极为紧迫,但在现行立法制度下难以实现戏剧性的方向转变,因此需要就立法体系的结构性重整展开讨论。这些意见出现在为探索重振企业活力方案而举办的Seoul Economic Daily研究员(顾问团)暨专家座谈会上。他们要求:“必须思考如何从制度上阻止每天新增的监管。”座谈会由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名誉教授崔俊善、仁川大学嵌入式系统工程系教授赵重辉出席。
◇出席者——韩国产业联合论坛会长郑万基、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名誉教授崔俊善、仁川大学嵌入式系统工程系教授赵重辉。主持——产业部部长徐正明
韩国产业联合论坛会长郑万基 ◇尹政府监管改革不足……“没有任何变化”的批评
专家们对成立两个月的现政府“放松监管”举措反应是“不足”。他们指出,尽管在多方面努力,但对核心的“钉子式”监管仍未提出明确解决方案,而且由于新增监管,好不容易放开的监管无法发挥效果。
赵教授表示:“放松监管是任何一届政府都会日常提及的话题,现在放松监管依然没有真正落实”,“例如有人说半导体产业的监管不是在放松吗,但从内部看,反而是束缚性的监管越来越多。”郑会长指出:“尹锡悦政府以放松监管为旗帜登场,但执政党席位未过半,整顿相关法律存在局限”,“问题在于,政府是否真有放松监管的意志也令人怀疑。口头上说要进行监管改革,可今天监管仍在增加。”崔名誉教授说:“取消一项监管,国会就新增十项监管”,“如今监管层层堆积,似已超出国民和企业可以承受的限度。”
轻微违法也被“有期徒刑”束缚
解开企业镣铐才能实现民间主导增长
派遣、替代劳动等劳动灵活性亦紧迫
除制度性监管改革外,对非法罢工严正应对等法治主义的确立也未达预期,批评声接连不断。崔名誉教授批评:“在公权力未能正常运作这一点上,与文在寅政府没有区别”,“去年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已修订,规定不得以妨碍作业的形式进行劳动争议,但这部法律完全没有被遵守。”他表示:“企业毫无对抗手段,工会势力强大,于是违法行为就这样被容忍,警察也不行动”,“应允许在工会有非法行为时正当投入替代人力。”郑会长指出:“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货运连带的罢工问题本可依法依原则应对,却没有做到。让人觉得是在顾虑选票。”
赵教授在呼吁积极推进监管改革时表示:“国会和政府制定监管时,想必并非为了阻碍增长,而是出于善意,但对企业而言监管终究是成本,因此放松监管是提高企业竞争力之路,政府也可借此确保税收、创造就业。”
◇“刑罚太多企业窒息……海外员工回避来韩工作”
专家们把自上届政府以来多次被提出的过度刑罚主义、僵化的劳资关系、保守的新产业支持体系等列为亟需解开的监管。他们指出,《重大灾害处罚法》等全球罕见的企业处罚法案林立,抑制了经营活动,即使想创造新产业,闭塞的行政体制也成为增长的绊脚石。
崔名誉教授把“过度刑罚主义规定”列为最先需要化解的监管。他指出:“法令中刑罚太多,企业已到无法呼吸的程度”,“刑事法原本须有故意才能处罚,但《重大灾害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都按‘无过失责任’那样进行处罚。”郑会长也吐露现场苦衷:“经济法规违规过去主要通过行政制裁课以罚款处理,随着立法竞争出现,连轻微违反法令也改为课以刑罚”,“如此一来,企业人士中没有一个没有前科。一位外资整车企业社长说,‘海外员工回避在韩国工作。稍有失误就成了有前科的人,谁还愿意来呢’。”
事实上,《汽车管理法》规定,销售二手车时如未告知车辆是否安装“事故记录装置”,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罚金。同法还规定,未经许可摘下汽车号牌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郑会长表示:“并非什么大事,却都要以有期徒刑处罚”,“把行政制裁足以解决的事项变成刑罚,正在使其‘制度化为量产前科者的机制’。”
也有声音认为,制度一味偏向扩大股东权利,使企业成为全球对冲基金的猎物,需要改善。崔名誉教授指出:“受商法上审计委员分离选举、最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在3%等影响,股东提案非常多”,“制度只对对冲基金有利,企业没有防御手段。全世界唯有韩国把企业视为罪恶,那些‘不该有的法律’必须尽快修改。”
赵教授指出,各类监管与支持法案与现场实际不符,成为企业负担。赵教授说:“被称为‘半导体特别法’的国家尖端战略产业特别法即将实施,但从产业现场看,不合适的地方太多”,“半导体产业不得不大量使用化学物质,而《化学物质登录与评价等相关法律》等并未充分反映这种情况。此外,核心大企业位于首都圈,相关材料、零部件、设备企业必然只能设在附近,这是现实,但首都圈工厂扩建限制等成为羁绊。”
还有意见指出,MRFTA、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企业调查等,过度地起到给企业戴上口套的作用。崔名誉教授批评:“对关联公司不当支援、私益侵占等的监管依据非常不明确,压制了企业通过设立关联公司创造协同效应”,“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也拥有无所不能的权力,随意把企业翻个底朝天,而从罚款等处分看又没有明确标准。”
关于劳动相关监管的改善,郑会长主张:“从当前这样的危机经济环境看,现在正是需要劳动灵活性的时期”,“在解雇不顺畅的情况下,应在内部市场给予工作时间、派遣及替代劳动等多种灵活性,使企业能够应对环境变化。”他并吐露:“与企业代表交流会发现,他们说即使公司状况好转,也担心日后经济困难时难以解雇,因而不敢招人”,“全世界灵活性如此之低的国家恐怕只有韩国。”
崔名誉教授还就过高的遗产税强调:“韩国的‘韩国折价’现象源于遗产税。按股票市价决定遗产税,对面临继承的企业人士而言,岂能不想方设法压低遗产税?”“要点燃企业家精神,就必须发出这样的信号:‘尽情推高股价、把企业做大,然后原封不动传给子孙。’”
◇握有立法权的国会与阻路的法律……“需要改善体系”
专家们一致认为,堆积如山的监管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化解。他们指出,在执政党席位少于在野党的局面下,国会握有立法权,每天都在涌出新监管,行政部门也因基本上僵化的文化而拖累企业发掘新业务。
郑会长指出:“监管改革之所以艰难,最大原因在于制定监管法律的群体是国会”,“对国会议员的评价以‘立法件数’为标准,为了做出干活的样子也会出现过度立法的问题。”他主张:“因为要装作在干活,就把原本的罚款处分改成刑罚,把1年以下有期徒刑改成2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此凑‘件数’”,“要真正进行监管改革,应像美国或英国那样,制定新的监管法案就必须废除2至3项现行相关法案。”
崔名誉教授指出了韩国法律体系的问题。他表示:“韩国法律采用‘正面清单式’,即规定能做什么,其余都不能做”,“相反,日本采用‘除禁止的以外都可以做’的负面清单式,因此新想法层出不穷。应从根本上作出这样的转变。”
赵教授建议:“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口头上看似站在企业一边,但核心半导体企业建厂时与居民发生矛盾时,却只是袖手旁观”,“只有建立起审视双方正当路径的公共讨论机制,企业才能迅速行动。”他说:“韩国需要增加中坚企业,但从中小企业成长为中坚企业后,优惠并未增加,反而束缚更多”,“于是出现不愿成长为中坚企业、宁愿停留在中小企业的‘彼得潘症候群’。这样一来企业不做大,而是分拆并停止增长。”
取消一项监管就新增十项
立法体系转向“负面清单式”
加强对大学支持,加快培养人才
座谈会最终得出的解法是:要实现根本性监管改革,需要国家层面的体系改善。出席者提出了立法机构改革、政府运营体系改善、教育改革等多方面解决方案。
郑会长回忆:“担任产业部次官时,我发掘了157项监管想要放松,可拿到各部门去,结果只同意放开7项”,“反复思考后,我向总统建议‘把原则定为全部放开所有监管,只报告确有必要保留的部分’,这一建议被接受,结果反过来有150项监管被放开,只剩下7项。”他并主张:“要发展新产业就得用这种方式。应转向负面清单式,只保留确有必要的监管。”
也有声音认为应制衡国会过度的立法功能。崔名誉教授说:“每一位国会议员都成了一个监管机构,每取消一项监管就涌出十项监管。必须最先改变这一体系”,“政府要推进一项立法程序太复杂,与其一步步走完程序,不如请托国会议员进行请托立法。政商官勾结就是这样产生的,粗劣法案也因此被大量量产。”他解释:“日本由立法调查处严格审查法案,因此国会议员和政府都会慎重立法”,“韩国若要这样做,就必须废除允许国会议员在立法活动中免于相关评估的行政监管基本法规定。”
赵教授批评行政部门各部之间僵化的文化。他在呼吁改善政府内部文化时表示:“即使产业部想取消监管,韩国环境部、韩国雇佣劳动部、韩国国土交通部等各类部门也会因利害关系加以阻拦。公务员成了带头制造监管的人”,“立法机构的责任固然重要,但行政部门也必须更加努力。”
“教育革新”也被提及为重要课题。郑会长强调:“韩国的中小学资金充裕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位居第一,相反大学没有资金,无法聘到优秀教授而日益恶化。教育结构变得像‘瘸腿’一样”,“应从扭曲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着手,防止大学荒废,尽快纠正中小学阶段成绩优异的学生升入大学后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赵教授建议:“我在大学从事教育活动36年,财政投入逐渐减少,大学的实验、实习设施变得一团糟”,“应形成这样的结构:学生在良好环境中接受优秀教授的教育后毕业,企业接纳优秀人才。教育部若要为国家产业作贡献,就应支持大学扩充实验、实习设施、聘到优秀教师。”
整理=陈东荣记者 摄影=吴承贤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