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14 | 최형욱 기자

[书架]“身份凭能力而非出身”开创近代化的朝鲜“银汤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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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故事《春香传》中,春香是两班成参判与官妓月梅所生的庶孽。春香既不是妓女,也不是奴婢,但也不是两班。当时留给春香的几乎唯一选择就是成为两班的妾。与李梦龙成婚的结局不过是朝鲜平民的幻想。

然而朝鲜的庶孽们在旧韩末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折。海平尹氏庶孽家门就是代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下级武班官吏尹世谦的妾之后裔尹雄烈,在大韩帝国时期历任多个高位,并从日本帝国获得贵族爵位。尹雄烈的长子尹致昊是韩国开化运动领袖与教育家,一度参加独立运动,但最终转向亲日。前总统尹潽善是雄烈之弟英烈的孙子。此外,该家门还培养出首尔大学校长、首尔市长等多位精英,至今仍是名门。

新书《超越出生》把庶孽以及中人、乡吏、武班、西北人等界定为“第二身份集团”,考察其后代对韩国近代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者是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黄敬文教授。他们处于儒教教义与两班统治之下,数百年间一直停留在辅助朝鲜官僚与社会等级秩序的位置。

中人世袭翻译、法律、医术、科学、会计、书画等专业领域的社会身份。乡吏的根源直至高丽时代仍是号令地方的豪族势力,却受两班蔑视,在两班的蔑视下执行由中央派遣的守令的实务。武人家门同样完全不能参加文科考试,也无法升至兵曹判书那样指挥军事力量的高级武官职位。黄海、平安、咸镜等西北三道出身者自朝鲜建国起便受到歧视,即使考中文科也无法晋升高位。

但他们在旧韩末以后凭借专业知识与才能、财产、留学日本等,趁政治混乱之机进入了祖先数百年来所渴望的官僚体系上层。特别是日本帝国废除科举制度、优待接受新学问与专业教育的韩国人,使他们得以借势提升身份。在殖民初期的1910年代,他们几乎垄断了道知事、道参与官等朝鲜人高位职务。

这样的官僚地位也为他们在政治、教育、文化等其他领域跃升为精英提供了跳板。李东辉、金九、李承晚、安昌浩、曹晚植、朴殷植、周时经、朴永喆、李升薰、具荣书、玄镇健、崔南善、李光洙、金素月、金东仁、罗蕙锡、周时经、李升薰、白麟济等都出身于这些“第二身份集团”。

作者批评说,指责这些集团为出人头地不惜为外来势力效劳,是过度简单化。著名的亲日派大多出身士大夫,而“第二身份集团”中也涌现出众多独立运动家。不过他表示,对他们而言,与士大夫一样,通过进入高位实现立身扬名和“家门荣光”,比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更为重要。

他们一方面对以两班为中心的统治体系表现出幻灭,另一方面又在自身身份集团内部维持特权。也就是说,他们既是世袭身份制度的牺牲品,也是它的执行者。他们并未试图改革依据出身与家门分配官职的体系,而只致力于为成为两班而拓宽自身所属集团通往权力的通道。因此中人、乡吏与庶孽相互轻蔑,彼此不愿被归为一类。

那么他们给韩国社会留下了什么?作者表示,随着他们的崛起,社会地位从由出生决定转变为通过积累经济财富或学历便可获得,这正是韩国近代性的核心。工业化、韩国资本家的出现、资本主义伦理的日常化,都是在这种意识转变之后才开始扎根。当然,朝鲜时代的身份意识至今仍以“精英主义”之名在我们社会发挥着巨大力量。部分财阀家门在圈内互相联姻,将身份与财富世袭。在韩国社会,名牌大学毕业证决定社会地位的现实,也令人联想到朝鲜王朝中出身背景决定官僚资格的情形。

但作者认为,“第二身份集团”虽未消除“地位意识”本身,却以他们的成功故事植入了只要努力便能获得高地位的信念,从而引领了韩国的近代转型。他还说,这种认识转变是否推动了以“只要去做就能成”的企业家精神为基础的“汉江边的奇迹”,也是值得探讨的主题。3万2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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