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个政权、哪位总统,“国民团结”都是绝对的话题。这是因为大韩民国成员之间的反目与猜忌看不到尽头。这种分裂与矛盾并非只有我们才有,但我们的矛盾指数格外严重。有调查显示,在价值观、性别、学历、支持政党、代际等项目上,认为群体间矛盾严重的回答比例,我国居世界第一。此外,根据去年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资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矛盾指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国家中位居最前列,但矛盾管理能力仅为第27位,非常之低。我们经过非连续的近代化、产业化过程,如今在指标上已达发达国家水平,却仍因连续不断的矛盾支出大量有形无形的成本,尽管全体国民都渴望化解矛盾,却依然看不到化解的前景。
据称这种矛盾的原因是政治(63.1%)与经济(30.9%)。经济与生计直接相关,尚可理解,但本应治愈矛盾的政治竟成了矛盾之源。这是因为对作为今日产业化与民主化根基的我国近代,国家成员之间没有形成共识性的概念。有人说领导独立协会的开化派知识分子引领了韩国的近代化,也有人把大韩帝国时期高宗的光武改革视为近代的开端。还有主张认为,日本的殖民化是错误的,但殖民时代实现了近代化是历史事实。对近代如此各异的立场,正是构成今日矛盾的原因。
通过革命建立近代国家的国家,或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争相设立近代美术馆,是试图在民族这一文化艺术共同体概念之下,把混沌的近代史整理为有共识的历史。但我们却把近代史当作政治而非作为近代国家基础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来处理,由此自招今日的混乱。
作为牵引近代的最高发明,美术馆、博物馆以“民族”概念,把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个人塑造为国民国家一员的政治空间,同时也是将近代国家根基——抽象的“国家”与“民族”概念具体化的“文化艺术象征体”。它还以国家与民族、或文化艺术与美术史这类中性立场和用语,调和了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与历史视角,有时以激进而非党派的语调治愈或“讨论”国民矛盾,或以“对话”将其暂缓。然而我们一直忽视美术馆、博物馆这种实际的矛盾治愈功能。
以文化艺术方式调和对近代的立场分歧,对力图跃升为发达国家的我们极为重要。当下需要新的解释、共识与讨论,而不是以对我国近代史草率的政治性、学术性提议来加剧矛盾。因此,建设近代美术馆是治愈矛盾的必要事业。此后,近代美术馆将承担唤回国民国家认同、将其完整地立为民主共和国、改变未来的工作。有必要关注近代美术馆超越美术馆本身、整理历史并促成共识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