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11 | 정혜진 기자

“别经手有风险的产品”…惩戒集中于个人,新基金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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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私募基金销售事件之后,各家公司的代表理事遭到批量处罚,业内已形成一种默契:凡是稍有问题隐患的产品干脆就不经手。原有产品也陆续停售,因此没有人愿意积极推出新产品。”

因私募基金风波,自去年3月《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强化的金融监管实施以来已过去1年3个月。期间,作为监管重点对象的基金等间接投资产品新发数量骤减,尤其部分高难度产品几近绝迹。对销售机构最高经营者(CEO)作出的重处罚在正当性争议中已持续两年多的法律攻防,也加剧了业内混乱。金融投资业界不少人指出,以处罚为中心的对人制裁从根本上堵住了各类产品的销售,产生了限制金融消费者“选择权”的反效果。有声音认为,要让基金市场等重新恢复活力,迫切需要的不是对人惩戒和模糊监管,而是针对个别金融产品特性建立具体、高效的制度体系。

据金融投资协会11日数据,今年上半年月均新设基金数量为284只,为近10年来最低。与2018年同期(574只)相比,4年间规模减半。2016年528只、2017年512只、2018年574只、2019年373只、2020年467只,一直维持高位的月均新设基金数量,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实施的去年降至348只,今年更首次跌至200只区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公募基金新设数量的下滑。2020年上半年月均公募基金新设数量达453只,今年上半年降至272只,减少40%。另一方面,私募基金同期从14只减至12只。

受强化监管冲击最大的是高难度金融产品群。继去年之后,今年多家证券公司也停止销售部分高难度金融产品。高难度金融产品指衍生品投资比重在20%以上、投资者难以理解损益结构、且最大本金损失可能性在20%以上的产品。去年引入“高难度产品冷静期制度”,购买这类产品时最长给予1周的考虑期,导致股价挂钩证券(ELS)、股价挂钩基金(ELF)等大多数产品的投资时效性下降。一位证券业人士表示:“对于只在特定期间销售的募集型产品,投资者想买却买不到的情况也很多。”

另一方面,因Lime、Optimus等私募基金风波对销售机构CEO作出的重处罚陷入“处罚过度”争议,且法律攻防已进入第二年,这也成为业内负担。金融当局自2020年以来,以问题私募基金销售责任为由,对证券、银行的前任及现任CEO级人士12人作出惩戒,其中过半(7人)受到重处罚以上的制裁。当时业内普遍认为,以“内部控制标准不完备”为依据的处罚力度过大。同样因海外利率挂钩衍生结合基金(DLF)风波被处以重处罚的友利金融控股董事长孙泰升,去年在撤销处罚诉讼中胜诉,使处罚正当性愈发受到质疑。该案二审最终判决定于本月22日。

因此业内指出,每逢事件发生便以对人制裁为中心的惩戒惯例有必要改善。若处罚重点放在对人制裁而非制度改善与对物制裁,经营层为规避风险,只能在金融投资产品的整体开发与销售上趋于保守。也有批评认为,被列为惩戒理由的“内部控制体系有效性”同样应通过激励等诱导手段加以改善,而不应被用作“为惩戒而惩戒”的工具。

在金融产品监管方面,也有评价认为需要根据各类金融服务的性质加以完善。即与金融产品个别特性不相符的模糊监管正在对整个行业产生反效果。一位金融投资业人士表示:“需要精细完善,例如在投资者提出要求时放宽或不适用相关制度,或构建符合各金融产品特性的高效监管体系。”也有人对由私募基金问题引发的监管强化扩大至全部公募基金表示遗憾。一位资产管理公司人士称:“为防止基金市场萎缩,有必要将监管范围收窄至部分超高风险产品,对中低风险产品则放宽说明义务、合同文件交付义务等,简化销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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