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环境部黑名单事件的影响看来确实不小。尹锡悦政府成立已两个月,却几乎听不到公共机构负责人辞职的消息。看来大家都在自我约束,因为一旦走了险招,难免因滥用职权罪而被戴上手铐。就在此时,“KDI事件”爆发。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洪长杓在被国务总理韩德洙点名批评后,竟像KDI独立斗士一般恶言相向:“KDI是政权的吹鼓手吗?”令人哑然。已辞职的他与KDI的研究独立性、中立性相距甚远。相反,他去年一就任院长,就举办了自我吹捧文在寅政府政策的国际活动。看看“韩国版新政与开创未来的政府”“扩大包容社会与福利的政府”等细分主题,简直令人想起如今已不存在的国政宣传处的活动。这样的人谈什么政权吹鼓手,既是对KDI的侮辱,也是放屁者反而发怒。
洪长杓这场闹剧,是每逢政权初期必然重演的公共机构黑历史。反复出现的景象还有一个。本以为平静下来,公共机构改革议题又浮出水面。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秋庆镐表示“公共企业的派对结束了”,要把“神仙单位”的散漫经营送上手术台。这番话让人有既视感。10年前朴槿惠政府首任经济副总理玄旿锡就说过同样的话。10年前就说结束的派对为何还在继续,如今已让人厌烦。
现政府接手了债务成堆的公共企业,想必心有委屈。但责怪前政府也解决不了问题。公共企业发出“明明是按政府要求做的……”的抱怨。韩国电力在“大学将按樱花开放顺序倒闭”的说法下仍在全罗南道罗州设立能源工科大学,韩国水力原子能提前关闭月城1号机,这些并非它们自主决定,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滥用职权与背信行为总是徘徊在监狱围墙的边界线上。
有人私下议论,公共机构改革攻势是为了赶走死守岗位的前政权人士而布下的棋子,但也不能只这样看。文在寅政府要求公共机构实现“社会价值”。说得重一些,只要打着追求“公共性”的旗号,就等于不问不究地要求多花钱。结果350家公共机构的职员人数五年间增加了12万人,但由于乱花钱,公共企业人均营业利润从1亿韩元左右骤减至150万韩元。
对于纠正高成本、低效率结构,无意置喙。为改善财务结构而出售非急需资产或冻结定员是必要的,但终究只是枝节。改革的本质在于治理结构的改革。任谁看来都是无资格的“空降兵”,却被合法包装成合格专家,这不正是当下公共机构高管公开招聘制吗?真正兼具实力与专业性的人才因不愿充当陪衬而连报名都不报,这种荒谬如何解决?若都是合格者,政权初期那种“腾出位子”“不腾”的难看场面也会减少。而对这种空壳制度睁眼不见的公共机构运营委员会又如何?这些都是设计了该制度的韩国企划财政部应当自己了结的事。
更重要的是冷静评估公共机构的存在价值并制定后续替代方案。应当追问:政府为何要经营会员制高尔夫球场和外国人专用赌场,为何要由政府垄断特定产业,是否因职能相似、重复而侵蚀了资源配置效率。若一味讲公共性,则无边无际。应当反思,是否政界、部门与地方社会的“饭碗”逻辑压过了存在价值。若打不破这个庞大的卡特尔,公共企业的派对就不会结束。遗憾的是,自李明博政府初期以来的15年间,职能重组、合并撤销与民营化等结构改革的钟摆已经停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