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结果显示,经营社区医院、诊所的开业医生中,每10人就有8人反对将非面对面诊疗全面制度化。在新冠疫情期间积极参与居家治疗的4个诊疗科,对非面对面诊疗的认知反而恶化。即便允许,主流意见也认为应限于新冠这样的国家危机状况,或仅对复诊患者实施。
据医疗界8日消息,针对内科、小儿青少年科、耳鼻喉科、家庭医学科等新冠流行时参与居家治疗的4个内科系诊疗科的全国开业医生,就非面对面诊疗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出上述结果。该调查于6月14日至6月28日为期两周以移动端作答方式进行,共有2588名开业医生参与。
据4个科医师会公开的会员问卷结果,72.7%(1881人)的受访者参与了临时允许的电话咨询,其中82.8%(1488人)在电话咨询后还开出处方,表明新冠流行期间积极参与了非面对面诊疗。但认为与面对面诊疗相比已进行了充分诊疗的回答仅为8.0%(152人)。
对非面对面诊疗表示负面认知的回答高达72.3%(1863人)。细分来看,回答“在传染病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承认其必要性,但为时过早”的最多,为54.4%(1403人);认为“可能破坏诊疗的基本概念,绝对不可”的意见也达18.0%(465人)。
由于调查对象不同难以直接比较,但与内科医师会去年10月对1079名会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对非面对面诊疗持负面看法者为60%相比,可以解读为认知进一步恶化。
当被问及包括电话咨询在内的非面对面诊疗中最令人担忧之处时,94.4%(2443人)的受访者指出无法充分诊察患者、误诊可能性高。此外,69.2%(1791人)担忧出现专营非面对面诊疗的诊所,67.0%(1733人)担忧远程医疗相关平台企业泛滥。有观点认为,若像目前这样由平台企业主导的非面对面诊疗固定下来,将出现非面对面诊疗专门诊所,相关平台间竞争加剧,不必要的医疗需求增加,从而走向医疗营利化。担忧患者向大型医院集中现象加剧的回答也达59.1%(1528人)。
关于引入非面对面诊疗时应允许的诊疗范围,77.9%(2015人)回答应在传染病大流行等国家危机状况下临时实施。回答应限于岛屿偏远地区等医疗基础设施不足地区的为62.4%(1614人),回答应仅面向残疾人或行动不便者的为51.4%(1330人)。
尤其突出的意见是,非面对面诊疗对象应限于医生能够掌握其状态的复诊患者。在初诊、复诊中哪种情况可进行非面对面诊疗的问题上,90.2%(2324人)的受访者提出“应仅限复诊患者”。关于实施非面对面诊疗的主体,回答“应限于一级医疗机构(诊所级)”的为56.6%(1460人),回答“主要由一级医疗机构实施,但特殊情况下二级以上医院也可”的为31.7%(817人)。回答“所有医疗机构均可不受限制实施”的仅为7.8%(202人)。
这些团体解读称:“这意味着,担忧一旦允许非面对面诊疗,本可在一级医疗机构充分诊疗的患者将涌向上级综合医院,导致医疗传递体系崩溃的人非常多。”
对新冠事态后增至20~30家的平台企业,负面认知也占主导。87.5%(2262人)的受访者对部分平台企业正在实施的非面对面诊疗、健康咨询、药品配送持负面看法。其中79.4%(1811人)警惕与平台企业挂钩的专门医疗机构出现患者集中现象,认为平台企业间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其追求利益而非患者健康的意见也达77%(1770人)。此外,69.7%(1589人)认为若将初诊患者也纳入非面对面诊疗对象,可能因诊察不充分、医疗购物、药物滥用等危害国民健康。
表示今后非面对面诊疗立法成为现实时将积极参与的回答为9.1%(234人)。20.5%(531人)表示将只维持面对面诊疗,70.4%(1820人)回答将观察今后走势再决定是否参与。
大韩内科医师会与大韩小儿青少年科医师会、大韩耳鼻喉科医师会、大韩家庭医学科医师会通过共同声明主张:“正如本次问卷调查所显示,70%以上的会员因误诊风险、医疗营利化、医疗传递体系崩溃的担忧而对非面对面诊疗持负面认知。尽管经历了临时实施的非面对面诊疗,该比例反而进一步上升”,“在非面对面诊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尚未得到证明的情况下,需要在面向医疗薄弱地区或弱势群体的有限范围内通过试点项目加以验证”。这些团体的立场是,即便引入,为防止医疗传递体系扭曲,也应由经认证的一级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仅针对复诊患者,在限定地区和限定人数范围内进行诊疗。面向政府,他们呼吁:“对可能危害国民健康的非面对面医疗服务平台和只追求收益的部分医疗机构,卫生当局需进行彻底调查和处置”,“希望参考本次调查结果,慎重判断和决定制度的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