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问臣子魏征:“你认为好君主与坏君主的差别在哪里?”魏征便引用《书经》中的“询于刍荛”作答。询于刍荛意为也要询问樵夫。为何要让治理国政的君主去问樵夫这样卑微的人?那是因为他们至少在自身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与见识。也就是说,积极利用这种专业能力对国政运营极为重要。魏征通过“询于刍荛”想说的结论是:“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魏征的忠告为何让人重新感到切中要害?尹锡悦政府成立后,围绕人事的杂音不断。在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时期,所谓“首尔大·50多岁·男性”偏重问题就曾引起非议。在大选过程中助力尹总统当选的幕僚团队或专家群体被大举录用,因而出现构成缺乏多样性的指摘。近来检察出身人士占据政府要职,争议进一步扩大。获得提拔的检察出身者仅长官、次官级就多达6人。包括韩国法务部长官与次官,以及国务总理秘书室长、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企划调整室长、国家报勋处长、法制处长等。总统室秘书官级以上职位也大量布局检察出身人士。法律秘书官或公职纪纲秘书官尚可理解,但在人事、总务等岗位也启用检察出身者则难以令人信服。尤其在韩国金融监督院长也由检察官出身者出任后,一些人甚至表示“总统的人才池是不是太窄了”。尹锡悦总统强调“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法务经验的人也广泛进入政界和官界,这正是法治国家”,但听来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当然,检察出身者出任金融监督院长也有好处,在支援Lime资产运用、Optimus案件等金融犯罪调查方面可能有效。但在日益高度化的金融产业环境中,韩国金融监督院应做的工作远比这更广泛、更复杂。
在检察人事中,负责主要侦查的岗位由所谓“尹锡悦师团”的特侦通全面占据,这也是争议所在。
若政府内主要职位由特定领域出身者填满,政府对策也只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出自缺乏多样性视角的对策在应对问题上存在局限。
更令人担忧的是尹总统看待人事的视角。尹总统强调:“过去政权不也是被民主社会为了律师会(民辩)出身者铺满了吗?”但以上届政权如此为由,本届政府也照做并不正确。尹锡悦政府若要成功,就必须从上届政权的失误中汲取教训。文在寅政府为何5年就交出了政权?原因很多,但人事失败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坚持启用曹国、秋美爱等前韩国法务部长官等问题人物、导致国论分裂之际,国民转身离去。要效仿这一点,无异于要重复前政府的失败。
近来总统支持率下降,与围绕人事的杂音绝非无关。若放任不管,恐从政权初期起国政动力便下降。在全球滞胀迹象与乌克兰战争长期化等复合危机涌来的情况下,国政动力下降,国家和国民都会不幸。当下正是应汇聚智慧克服危机之时。就此而言,最重要的是与国民同行。尤其在国会呈现执政党弱势、野党强势的局面下,政府唯一可依靠的只有国民。这正是尹总统必须倾听国民声音的理由。即便现在也应摆脱亲信政治的陷阱,广泛录用人才。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来自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