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约翰·F·肯尼迪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92年1月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学术会议上参会时,震惊得几乎站立不稳。因为1962年古巴危机时身为苏军核心人物的前华约部队司令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作证说,当时苏联连同4万3000万兵力,还在古巴藏有9枚装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以及战术核武器。
肯尼迪总统的幕僚们认为驻古巴苏军不足1万人,而对核导弹部署一事完全不知情。“如果美国当真入侵古巴,而(苏联)没有撤走导弹,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就是99%”——这是麦克纳马拉的叹息。
这是非虚构新书《核战争危机》序言中的段落。西方的看法是,肯尼迪政府尽管幕僚学历出众,却因清一色相似倾向而落入所谓“群体思维”的陷阱,作出了入侵古巴猪湾的误判,此后以之为反面教材,成功化解了古巴危机。但正如原书名《核愚行(Nuclear Folly)》所示,该书指出美苏领导层因对对方的误解、误判与不负责任而屡屡犯错,把全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一步之前。书中断言,人类之所以没有退回石器时代,纯粹靠的是“恐惧”与“运气”。
作者是出身苏联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乌克兰研究所所长谢尔希·普洛基(65岁)。如果说以往的研究都是从美国视角聚焦肯尼迪化解危机的过程,那么普洛基则利用新发掘的苏联档案馆资料和保存在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KGB)资料,详细论述了当时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过程、苏联导弹力量东远集团与派遣过程。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1年与肯尼迪的首脑会谈中提议,把西柏林变为自由城市,并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这意味着西方军队从西柏林撤出。肯尼迪拒绝后,赫鲁晓夫怒斥并威胁说:“如果美国要为德国问题开战,那就请吧。”当年8月,赫鲁晓夫在西柏林周边架设铁丝网加以封锁,美军坦克与苏军坦克隔着墙对峙。但不愿开战的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让坦克各自依次后退5米。
自认丢了面子的赫鲁晓夫开始寻找反击方案。苏联的不满之一是美军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其射程达2400公里,连莫斯科都可攻击。相反,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无法打击美国本土。赫鲁晓夫在黑海海岸散步时,想到了在古巴海岸部署导弹的方案。赫鲁晓夫清楚自己是在冒核战争的风险,但他误判在“胆小鬼游戏”中美国会屈服,或者存在外交解决之道。
同年10月10日,美军侦察机发现部署在古巴的苏联中近程导弹(MRBM),局势骤然紧张。把人类从核战争危机中救出来的,并非两国领导人的领导力、政治手腕或决断,而是“恐惧的均衡”。他们的青年时期是在日本原子弹爆炸的阴影下度过的,并通过1954年美国的“城堡布拉沃”试验和1961年苏联的“沙皇炸弹”试验切实感受到氢弹的破坏力。
肯尼迪最初打算对古巴的苏联导弹实施先发打击。但他在收到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关于古巴导弹已做好发射准备的报告后退了一步,于10月22日晚7时在全国讲话中宣布封锁古巴的计划。赫鲁晓夫原本准备在美国入侵古巴时使用战术核武器,听到海上封锁的消息后让苏联船只返航。而且随着危机加剧,他们对军队的控制力被削弱,强硬派得势,甚至连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话语权都被压缩。尤其是驻古巴的苏军被美国空军的武力示威吓住,甚至未经莫斯科许可就击落了2架美军U-2侦察机。
运气也帮了忙。10月29日,美军驱逐舰在百慕大近海发现为充电而浮出水面的苏联潜艇“B-59”,并将其包围时,美军反潜飞机投下了照明弹。B-59误以为是攻击信号,准备下潜发射核弹头鱼雷。此时一艘美军驱逐舰用探照灯发出了道歉信息。这也险些来不及,幸而先行下潜的通信官的手电筒被舱盖卡住而稍作停顿,潜艇指挥官在此间看到了这一信息,鱼雷发射随之取消。也就是说,核战争差点不是因国家最高层痛苦的判断,而是因前线指挥官的误判或偶发事件而爆发。
最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尽管成长背景、意识形态、政治取向和统治风格完全不同,却尝试了秘密交易。双方约定:美国不入侵古巴并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苏联则在联合国(UN)监督下拆除古巴的导弹体系。赫鲁晓夫连美国并不知情的核武器也一并撤走了。
该书批评说,与过去不同,如今的世界领导人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可怕本身日渐麻木,“第二个核时代”正在到来。以古巴事件为教训于1987年签订的《中程核力量条约(INF)》,美国与俄罗斯已在2019年8月退出,朝鲜与伊朗则以核为武器施展“边缘政策”。
那么解决之道是什么?作者说,指望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修正主义独裁者停止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没有指望的命题,因此在更糟的危机到来之前,各国选民必须站出来。也就是要摆脱核武器只是冷战时代问题的信念,促使政治家重启核裁军谈判。2万4000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