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业企业家。这是相当多青年创业者几年后就会面对的未来。对于已经正式投入创业、设立法人等的青年而言,年龄反而成为障碍,再就业并不容易。哪怕只是为了偿还负债,不得不再次挑战的情况也不少。美国成功企业平均经历过3次失败的统计早已广为人知。政府也一直宣传,再创业企业的成功率远高于首次创业。最具代表性的统计是:创业头两年的企业存活率,首次创业为47.5%,而再创业企业高达83.9%。
“失败也没关系”。这是政府各部门联合每年举办的失败博览会的宣传口号。它也可被解读为创业失败后可以再次挑战,但这样对青年说真的没问题吗?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Seoul Economic Daily在共同民主党议员李成万办公室的协助下,对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实施的再创业支援资金中获选的(2016年至2021年)4021家企业进行了全面调查。该项目的停业歇业率曾有公开,但企业界一直不断指出政府统计与现实不符。为加以校正,我们结合获选企业的分年度销售走势,并通过韩国雇佣劳动部的协助,反映最新雇佣状况进行了分析。再创业企业家的现状被公开,这是首次。
调查结果显示,约每10家中有7家在获得支援3年后,雇佣人数降至1人以下。专家诊断认为,由于获得支援的都是已重新设立法人的企业家,若3至5年过去雇佣人数仍为0至1人,实际上与停业歇业无异。该项目的特点是以低息向所谓“失败企业家”借出约1亿韩元资金,设3年宽限期,并须在6年内偿还贷款。由于政府给予优惠,竞争也十分激烈。有推算认为,被排除在政府支援对象之外的企业要多得多,因此一般再创业企业的成功率只会更低。
实际上,2016年获得支援的企业(526家)中,截至今年5月员工人数为零的企业占63.6%(335家)。相当多公司在获得支援时有10至20多名员工,如今却一人不剩。此外,现有员工仅为1人的企业也有6.08%(32家)。
另一个问题是,时隔数年,呈现显著成长势头的公司极少。例如2016年获选企业中,员工人数增加的比例仅为14.6%。虽说员工人数有所增加,但大多仅为个位数。结果,2016年获选企业在2017年报告的员工总数为1960人,而目前仅为1265人。即便许多公司歇业或员工减少,如果这14.6%的企业实现了划时代的成长,从整个社会看也可视为正面作用巨大,但现实并非如此。
2017年获选企业的情况也类似。当时获选的682家企业中,目前员工人数比2018年增加的比例仅为18.7%。员工总数也从2018年的2588人减少至2022年的2209人。2018年、2019年的企业也呈现类似走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接触的企业家分析认为,这与3年宽限期结束后到来的偿还义务密切相关。虽然借助政府支援投入再创业,但要在3年内取得有意义的销售并不容易。若要偿还贷款,至少得从其他金融机构借钱,但对信用度低的“失败企业家”而言,使用第一、第二金融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摆出。正如前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长官洪钟学所言,在“最好的创业政策就是再起支援”这一认识下,只要扎实推进“对再创业者与民间投资相衔接的支援”“减轻失败企业家的债务负担”等措施,局面就有望得到缓解。也有不少意见认为,即便是信用度低的再创业企业,只要具备成长潜力,就应扩大信用保证基金或技术保证基金的保证,并创造后续可获得联动投资等的条件。实际上,入选创业士官学校等创业套餐项目的企业大多能较为顺利地从保证机构获得保证,这条路也应向再创业企业扩大。
学界等则主张需要制定再创业支援特别法。以下是汉阳大学名誉教授韩正华(前中小企业厅长)的建议。
“创业者必须完全承担事业失败风险的现行结构,压抑了企业家精神。据统计,一家企业歇业平均会产生8.8亿韩元负债和4400万韩元欠税。结果,失败企业家中重新再起的比重仅为19%。以至于失败的风险负担被视为创业的最大障碍。”
“还应减轻创业企业寡头股东的第二次纳税义务负担。目前,若法人应缴国税等的缴纳额不足,无限责任股东或寡头股东须就不足部分承担第二次纳税义务。对风险企业而言,身为寡头股东的创业者或投资者不仅要承受投资本金损失,还要承担第二次纳税义务。最终他们的再起更加困难。考虑到海外没有国家对寡头股东课以第二次纳税义务,我国也应仅对创新型风险企业免除第二次纳税。有必要尽快制定涵盖这些内容的‘再创业支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