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教育厅在2016年为小学礼堂新建项目编制了72亿余韩元预算。但由于事前准备不足,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未能执行资金,反复出现预算不用、结转、次年重新分配的情况。直到2019年3月才开工建设礼堂,但以需要扩大学校运动场为由,开工仅两个月便中止了基坑开挖工程,全面修改项目计划。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追加购入学校用地后才迟迟启动城市管理规划变更程序,工程又停滞至2020年底、长达一年多。预算长达四年未能按时执行,学生们也因长期施工导致运动场变窄而饱受不便。
#教育部2018年为学校抗震加固,向各地教育厅分配了1495亿韩元灾害恢复用特别交付金。当时5个教育厅表示,以同一目的拨付的普通交付金(4000亿余韩元)本就不少,且工期不足,若追加拨付则难以在年内执行,因而表示为难,但教育部仍强行推进。结果追加拨付额的70%即1052亿韩元被原封不动地锁在金库中。
上述两个案例出自2020年5月韩国监查院对17个市道教育厅地方教育财政(初中等教育财政)交付金运用情况审计结果的一部分。第一个案例显示了教育厅粗放式的财政运用,第二个案例则分别反映了教育部强行摊派式预算编制的实态。由于教育厅以这种方式将中央政府下拨的交付金不用或结转,2016~2018年三年间被锁在金库中的资金年均达6万3000亿余韩元。教育厅未能及时使用交付金,同期却发行了2万5472亿韩元地方教育债券。低效的财政运用无异于让血汗钱不断流失。
韩国监查院审计的影响巨大。各教育厅纷纷提前偿还地方教育债券。在设立了应对交付金不足的“稳定基金”之后,今年还首次积累了“教育设施环境改善基金”。但专家普遍认为,仅靠这种程度的改善无法解决教育财政的混乱。最受质疑的是与教育需求脱节的预算分配刚性。尽管学龄人口减少,内国税(除关税外的国税)总额的20.79%和部分教育税仍被自动分配,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出身教育部的明知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讲座教授金庆会表示:“现行制度是在人口急剧膨胀的1972年两部制上课时期引入的,不适合人口悬崖时代”,“大家都避而不谈,但从下届政府开始,教师供需的‘传炸弹’将会开始”。他解释说,由于学龄人口减少,教师补充将不容易。人均公共教育经费早在2014年就已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
各地教育厅今年可谓“天降横财”。当初编制的交付金为65万595亿韩元。编制追加更正预算时自动增加11万亿韩元,再加上追加税收结算部分5万亿韩元,增至81万亿韩元。这是同比增长34.7%的历史最高值,与仅10年前的2013年41万亿韩元相比翻了一倍。同期学龄人口(6~17岁)从657万人减少至今年的532万人,减少125万人,由此引发了在国家财政紧张之际投入过多财源的争议。有指摘认为,在地方教育监选举前的去年,各地教育厅以“教育灾难支援金”名义向每名学生发放最高30万韩元现金、或发放平板电脑,暴露了交付金过剩的真实面貌。
随着交付金财政运用的混乱赤裸裸地暴露,舆论一片哗然。财政部门也举起了手术刀。韩国企划财政部上月在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将已有50年历史的交付金制度摆上了财政改革的手术台。这意味着,在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被债务压顶之际,不会对教育厅独自“撒钱狂欢”坐视不管。
政府打出交付金手术这张牌并非首次。半年前的2021年底,企划财政部在今年的经济运用方向中也曾表露改编方针。但当时政权末期国政推动力减弱,加之临近6月地方选举,从一开始就难以期待改编。朴槿惠政府时期也曾把改编问题摆上台面。2015年1月,朴槿惠总统曾指示“有必要研究是否应继续维持内国税增加则交付金自动增加的现行制度”,但最终未能跨越教育界的反对。当时政府曾按总统直属国民经济顾问会议的建议方案,研究取消或最小化地方一般财政与地方教育财政之间隔断的方案。这是日本和欧洲式模式,学界持续提出,但被视为必须以废除教育监直选制为前提才可能实现的长期课题。
不可否认,交付金制度是化解长期存在的超大班级问题、实现高中免费教育的原动力。但问题的严重性从现在开始显现。根据Statistics Korea的未来人口推算,学龄人口将从今年的532万人减少到2060年的302万人,40年间几近减半。韩国开发研究院(KDI)财政·社会政策研究部部长金鹤洙表示:“如今每名教师的学生数和每班学生数几乎已追上发达国家水平”,“即使不再增加教师和班级,到2030年左右这两大指标也将进入发达国家最前列”。他去年发布报告称,若将交付金测算方式按经济规模和人口变化进行合理调整,到2060年每年可节省25万亿韩元、合计1048万亿韩元财源,因而备受关注。金研究部长还将发布研究结果称,仅运用“KDI交付金公式”,就可在2060年将国家债务(D1标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拉低28个百分点。
关键在于交付金手术的力度,但财政部门的意志并不令人放心。虽然已确定将交付金用途扩大到高等教育的方向,但对包括测算方式在内的全面改编仍显犹豫。其逻辑是,既然扩大了用途,就能扩充财政余力,“横着摔竖着摔”结果一样,但也有批评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
眼下可预见的问题是,初中等教育界将纷纷要求提高交付金法定比率。虽然脉络不同,但有类似先例。法定比率在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上调,这是为了弥补国税转为地方税所导致的交付金减少部分,而这次也并无明确保证不会如此。金研究部长强调:“大学人口同样也在减少”,“交付金手术的大前提终究在于反映人口结构变化”。
各大学间的分配方式也是难题。各大学口口声声要求将高等教育公共教育经费(含个人负担)提升至OECD水平,但各自的想法却不同。主要私立大学着眼于学费自由化,地方大学则着眼于扩大财政支援。在这种情况下,若被地区均衡与政治逻辑左右,很可能反而变成恶性改革。有指摘认为,均分式的交付金投入可能沦为维持不良大学生存的手段。“培育地方大学”也是现政府的大选承诺。金教授强调:“若拿均衡分配的逻辑来套,可能会变成无底洞里注水”,“财源投入应聚焦于尖端产业技术等未来人才培养,地方大学则应与转型为特色化大学等结构调整相挂钩”。/权九灿 资深记者 chans@sedaily.com
━ 都说交付金用不完,还要教育税、地方教育税…
教育税于1982年作为临时税引入,用于改善初中等教育环境,自1992年起转为永久税。大部分以附加于特别消费税、酒税、交通税等其他税目的附加税方式征收。但不少人指出,在学龄人口减少、地方教育财政交付金过剩的情况下,另行维持教育税并不妥当。 在人口悬崖冲击之前,教育税就已被指为不合理的税制。首先,它违背了目的税的基本原则——受益者负担原则。对享受教育服务的国民而言,若附加于所得税和居民税尚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但喝酒或买汽油为何要缴教育税,却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从金融公司利润中抽取部分作为教育税,被批评为税收便利主义。 还存在税制体系复杂、税收波动性高的弊端。政府曾在2008年税制改革方案中,将教育税与交通税、农渔村特别税一并摆上目的税整体废除的手术台,但未能跨越教育界的反对。除作为国税的教育税之外,还有地方教育税。也有指摘认为,目的和用途相同,却分别按国税5万亿韩元、地方税7万亿韩元另行征收,属于重复征税。因此有主张提出,将教育税用作高等教育财源,地方教育税用作初中等教育财源。 教育税之所以沦为如此变通、拼凑的税制,与1991年废除的防卫税密切相关。政府在取消附加于各类国税和地方税的防卫税时,为弥补税收减少部分,将抵抗较小的教育税永久化,随后在2001年又分离新设了地方教育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