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真实与法律真实并不总是一致。因为法官也是人,难免不完美。全知全能的法官不可能存在。真相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
韩国一名公务员死亡。而其死亡地点是朝鲜海域。他为何会到朝鲜去?是自愿越北还是意外,无从得知。因为当事人已死。死者无言。这并不是随着逝者死亡就结束的问题。因为还有遗属。有妻子,有儿女。对遗属而言,被摆在面前的问题比家中支柱的死亡更为重大。
首先是刑事法律问题。“越北”可能构成国家保安法上的潜入、脱出罪(第6条)。但因当事人已死亡,不会被起诉和处罚。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因为逝者是公务员。而且逝者是冒着对生命和身体的高度危险执行职务的“危险职务公务员”。一般情况下,逝者属于国家有功者法上的“殉职公务员”,遗属可依该法律获得礼遇(第4条第1款第14项)。同时作为“危险职务殉职公务员”,遗属可依公务员灾害补偿法获得给付(第3条第1款第4项)。家中支柱虽已逝去,但遗属会获得为国殉职公务员遗属的荣誉与补偿。
然而若是“越北”,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公务员因自伤行为致死的情形,不视为公务上灾害(公务员灾害补偿法第4条第2款)。换言之,“越北”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而是直接影响逝者与遗属名誉和经济补偿的法律问题。
应如何判断这一问题?只能依照国内法提示的标准。因为不完美的人聚集构成社会,纠纷不可避免。在出现此类争端时,以一定标准达成共识的便是法律。那么国内法对此类问题提出了什么标准?就是“存疑时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断(in dubio pro reo)”。被告人在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
法官只有在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确信程度时,才能认定为犯罪。结论是,不能随意把人打成罪犯。将这一原则代入本案,除非能证明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其越北的确切事实,否则不得随意把逝者定为越北者。而且这直接关系到逝者与遗属的名誉和赔偿。那么,果真可以说已完成了那样的证明吗?在动机、手段、朝鲜的应对等方面,反倒有太多可疑之处。尽管如此,若仍要主张逝者越北,就必须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证明”。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者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