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投资的人懂得区分影响价格的因素中哪些是暂时性的、哪些是结构性的。暂时性因素要“利用”,结构性因素则要“应对”。如今搅动股市的通胀中,这两者也交织在一起。
首先是生产资源供给出现障碍,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病毒。哪怕只有一个零部件不能及时供应,生产就会出问题,由此带来的设备及研发(R&D)相关固定费负担极为庞大。因此产生了对确保生产要素的不安感,由此形成的虚假需求放大了通胀。典型例子是人力成本。为招聘1名员工在5个渠道刊登招聘广告,或提前寻找几年后才录用的人,这类情况屡见不鲜。越不安,库存也越增加。
然而美国部分科技企业已开始宣布裁员。对新技术企业而言,抢先占领市场比什么都重要。最近有一项抗癌技术问世,但其价值远低于两年前,因为在此期间类似技术雨后春笋般涌现。也就是说,它本该在两年前推出。因此新技术企业即便尚无盈利,也用外部筹集的资金争相引进核心人才。但加息之后市场资金减少,筹资不易,于是裁减非必要人员。
照这种氛围看,通胀似乎很快就会趋稳。然而油价仍不安定。这方面唐纳德·特朗普的责任看来很大。2019年9月,伊朗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炼油设施,但特朗普并未回应。正因为美国在中东制衡伊朗,沙特才依附于美国,不是吗?更何况次月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出美军。此后俄罗斯访问沙特等,迅速在中东取代美国的位置。而且俄罗斯与中国、伊朗甚至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了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若要制裁俄罗斯石油出口,就需要沙特这样的Woobang Construction国家增产。如今美国或许正后悔放弃了中东的石油霸权。更何况即便增产,运输也不容易。美国西部页岩油田即便增产,运往东部需求地的管道也没有余力。建造新船同样需要数年时间。
然而油价能够独自制造通胀吗?我们记得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但当时除油价之外还叠加了多重通胀诱因。第一,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放弃美元兑金后,人们对货币价值产生了怀疑,亨特兄弟“囤积”白银就是典型现象。第二,当时油价与通胀指数之间相关性极高,即经济对能源依赖度很高。如今通胀指数中能源比重仅为7.5%。
2011年至2014年油价虽超过每桶100美元,却未出现通胀。与70年代不同,能源在物价指数中所占比重下降,尤其是生产设备更换为高能效设备,甚至可使用多种能源的生产设备也在增加。
股市危机的一般模式是,股价从高点腰斩后再上涨一倍回到原位,大约需要4年。纳斯达克指数目前较前期高点下跌30%,那么或许还会继续下跌。这种情形就像山体滑坡——一家金融机构的止损(loss cut)引发另一家金融机构的抛售。但若目前所审视的通胀因素中暂时性的居多,那么每次进一步下跌时分批买入似乎更为可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要好好利用。”
不过,通胀因素中也并非没有结构性部分,那就是“去全球化”带来的供应链不安。这是在各自求生过程中产生的国家间冲突,也包括战争。但要考虑其速度。去全球化带来的物价上涨威胁,判断上处于可被人工智能(AI)普及带来的生产率改善所追赶的速度范围内。当然,冲突中可能夹杂情绪。那么到时候再应对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