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秋庆镐上月28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表示“希望企业克制可能加剧物价上涨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过度加薪”,这一发言的余波仍在持续。原因在于,在除工资以外什么都在涨的情况下,认为政府试图以上班族的牺牲来遏制通胀的反对声非常强烈。
但经济学界的反应是,秋副总理的发言确实不符合一般市场原理,但在预期通胀率10年来逼近4%的紧迫形势下,无论由谁来说,这都是必须说的话。因为从经济理论上看很明确:在预期通胀的基础上,劳动者工资上涨会带动企业提高产品价格,而为维持实际购买力水平又会再次要求加薪,由此产生“工资—物价恶性循环(wage-price spiral)”。根据产业关联分析(以2010年为基准),工资上涨1%会推动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0.3%。
学界解释称,在预期通胀上升已反映到物价的情况下,要控制物价急剧上涨,家庭、企业等所有经济主体都只能忍受痛苦。虽然不如“克制加薪”的发言那样广为人知,但秋副总理上月30日还表示:“希望企业也通过提高生产率,尽最大努力消化价格上涨因素。”只有家庭克制加薪要求、企业承受利润率收窄,坚持到国际油价等外部物价上涨因素平息,才能让此轮通胀尽快结束。从这一角度出发,有声音认为不应把秋副总理的发言简单当作口误了事。
三星集团、NAVER集团工资越涨,代驾、护工费用越高
韩国银行调查局4月发布的《近期劳动力市场工资上涨压力评估及启示》报告显示,用工资菲利普斯曲线推算的结果表明,离职率、空岗率、预期通胀率越高,工资上涨越快。特别是推算显示,离职率和预期通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工资将上涨1%。工资上涨的冲击影响了除餐饮外的个人服务价格。因为餐饮受农畜水产品等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大于工资。
5月个人服务价格上涨5.1%,创2008年12月(5.4%)以来最高水平。除餐饮外的价格(3.5%)低于餐饮(7.4%),但部分项目超过了整体消费者物价涨幅5.4%。代驾费(13.2%)、国内团体旅游费(10.4%)、国内机票(10.2%)、客轮票价(9.2%)、洗车费(8.7%)、机油更换费(8.4%)、电影票(7.7%)、护工费(7.4%)、家政服务费(5.9%)等大幅上涨。
韩国银行认为,从名义工资大幅上涨的势头以及企业扩大销售价格涨幅的动向看,预期通胀上升已经在形成物价上涨压力。特别是受物价因素影响较大的固定工资涨势正在扩大。据韩国雇佣劳动部数据,常雇人员固定工资同比涨幅从去年一季度的2.7%升至二季度3.5%、三季度3.6%、四季度3.7%,今年一季度达到4.1%。部分行业扩大特别奖金,名义工资涨幅也随之扩大。可以认为,Samsung Electronics、SK海力士等大企业和NAVER集团、Kakao集团等信息通信(IT)企业工资上涨后,代驾、护工费用等也随之变贵。
家庭与企业相互转嫁成本负担,通胀将被拉长
工资上涨进而带动产品价格上涨的物价上涨之所以可怕,在于其持续性强。因为其结构是物价上涨→工资上涨→产品价格上涨→物价再度上涨的恶性循环反复出现。特别是预期通胀会影响工资与价格设定、消费与投资等,并传导至实际物价,因此需要加以管理。在5月金融货币委员会上,一位金融货币委员也表示:“如果随着预期通胀上升,各经济主体把成本负担转嫁到产品价格和工资上,出现所谓通胀动力学(dynamics)的变化,通胀就会具有自我持续性,从而可能产生恶性循环。”
也有部分观点认为,由于工资涨幅与失业率成反比的“菲利普斯曲线”已不再成立,工资—物价恶性循环的可能性降低。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是,失业率低(充分就业)则物价上升,反之失业率高则物价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与物价涨幅长期维持在低位,因此有观点指出就业、工资、物价之间的传导比过去减弱。但这一点在经历新冠疫情后也已成为过去。虽然是否为暂时现象还需观察一段时间,但已有分析认为,新冠疫情之后菲利普斯曲线重新显现。
企业即便利润率收窄也应克制涨价
最重要的是,一旦出现工资—物价恶性循环,韩国银行只能加大紧缩力度。6月预期通胀率升至3.9%,上升0.6个百分点创历史最大涨幅,7月金融货币委员会上首次“大步加息”(上调0.50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正被提及。大信证券研究员孔同乐表示:“预期通胀是货币当局与实际公布的物价同等密切关注的指标”,“随着预期通胀指标大幅上升,预计7月将实施‘大步加息’。”
韩国银行紧缩力度加大,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会上升。股票、房地产、虚拟货币等各类资产价值也会下跌。也就是说,即便工资上涨,持有资产的价值仍可能下降。韩国银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物价冲击到来时,各经济主体承受痛苦才能更快稳定”,“如果彼此推诿、转嫁成本负担,中央银行只能急剧加息,那样就必然出现更加痛苦的经济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