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越复杂,解法就越要新。20世纪70至80年代因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其解法正是如此。在石油危机之前,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已在走下坡路。作为经济主力的制造业增长受挫,但社会上对政府应解决福利与就业等一切问题的过度期待却泛滥成灾。这种落差放大了石油危机的冲击,促使经济范式转换。其内容是减少政府干预、扩大民间经济活动的自由,而令人惊讶的是,韩国的转换比美国和欧洲更为迅速。通过信息通信与金融等领域的民营化,以及扩大大学招生名额等强化人力资本投资,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奠定了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基础。
当前面临的全球经济危机,可视为美国与欧洲的自由贸易主义同中国与俄罗斯的重商主义之间的巨大碰撞。全球化与数字化由美国主导,却因中国的野心而纠缠不清。美国将其视为构建由创新服务业主导经济的新经济(new economy)的机会。相反,中国则将其用于对内强化社会主义、对外利用经济实力强化霸权主义。领土缩小的俄罗斯则以能源武器化图谋重新崛起。韩国既然不得不遵循自由贸易主义,就必须牢牢补强经济体系的漏洞。应通过提升数字能力,放大韩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优势,弥补服务业落后的弱点,构建韩国版新经济。
构建韩国版新经济存在难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市场僵化,劳资关系对立。正因如此,韩国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受益上出现两极化。构建新经济所必需的国民数字运用能力,代际差异很大。据韩国智能信息社会振兴院(2021年)的数据,数字信息的可及性几乎没有差距,但在数字技术的运用上,高龄层仅为一般人的70%、青年层的50%水平。工资与雇佣惯例一旦僵化,数字运用能力便会下降。其结果是提前退休者众多,50岁前后离开职场,直到70岁以后仍以自营业或非正规职等形式工作,劳动市场按代际断裂,老龄化演变为贫困化。
要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并构建新经济,需要转换思路。就业占比超过70%、但生产率不及制造业一半的服务业,必须通过数字化提升竞争力。此外,应把高龄层重新认识为生产主体而非福利支出对象,并提高其数字技术运用能力。被称为“新中年层”的50、60一代已远超劳动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到2030年将占一半以上(55%)。所幸,20世纪80年代开始职场生活的50、60一代同时经历了模拟与数字时代。他们所拥有的解决问题、沟通等经验这一宝贵资产,可成为服务业数字化的催化剂。
新中年层与昨日的高龄层不同。他们教育水平高,具备职场经验。他们超越年龄发挥能力,工作意愿也很强。但当前的经济体系以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为准,未能充分利用新中年层的劳动力。在人口减少时代,要成功构建韩国版新经济,需要意识与制度的大胆转换。应减少规制,使新中年层能够自由运用机器人等新技术以克服体力与记忆力的劣势;构建再就业时按职务与业绩决定的工资与雇佣惯例,使收入与生产率得以提升;并强化职业培训与就业信息基础设施,以持续提升熟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