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26 | 고광본 선임기자,강도림 기자

[Seoul Economic Daily专访] 李宗镐部长"除半导体外,国家战略技术也要果断投资…构建产学研实质合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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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核心议题,新政府似乎优先聚焦于此。但我们也将着力培育除半导体以外的其他国家战略技术,为跃升为科技五强奠定基础。”

出任尹锡悦政府首任科技掌门人的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部长李宗镐24日在国立果川科学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独家专访,当被问及“许多科技界人士指出‘难道国家战略技术只有半导体吗’”时,他表示:“说得对。除半导体之外,我们还将投资多项国家战略技术,打造产学研之间切实的合作生态。”

李部长在2002年与KAIST研究团队一起在全球率先开发出非存储芯片行业的标准技术“3D Bulk FinFET”,其后在与三星电子的相关专利诉讼中胜诉。作为部门首长,他拥有相当独特的履历。在上月就任部长之前,他曾担任首尔大学半导体共同研究所所长四年多,尹锡悦总统去年5月筹备大选期间访问该研究所时强调半导体人才培养,两人由此结缘。

李部长强调:“美国总统拜登为在美中霸权战争中取胜,也正着力推进排除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管理。”“在技术霸权时代,战略技术的掌握决定国家命运,因此我们将着手确立技术主权。”

对谈=高光本首席记者(副局长)

目前半导体、显示器、二次电池、5G、6G被视为领先型技术,而人工智能(AI)、氢能、先进机器人、网络安全属于竞争型,量子、先进生物、宇宙、航空、下一代核电则被归为追赶型。其中我国领先于中国的仅有半导体和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器等少数领域。在AI、生物、大数据、移动出行、量子、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领域,反而是我国在追赶中国。

他诊断称:“领先型技术要拉大与竞争国的差距,实现超级差距;竞争型技术要开创新的差距;追赶型则要缩小既有差距。”“半导体方面,我国虽在DRAM等存储芯片上占优,但在市场规模大得多的非存储市场仍是后来者。”实际上,在非存储芯片即系统芯片领域的全球十大Fabless(专注设计与销售)企业中,美国有高通、博通、英伟达等6家,而我国一家也没有。系统芯片代工(Foundry)的市场份额也仅为台湾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半导体材料、零部件、设备方面也远远落后于日本、欧洲企业。

当被指出“除半导体之外,我国是否还有能形成国际谈判筹码的杠杆技术”时,李部长有力地说:“虽说在存储芯片上是世界第一,但只是量产技术出色而已”,“要真正实现超级差距,最需要的是卓越人才”。他接着表示:“有人说要在AI等领域实现超级差距,这不现实。应该缩小差距。”“需要开辟知识型产业、去开创新差距和缩小差距的战略技术还有很多。”意即国家战略技术性质各异,不能一律对待,必须因地制宜。

他表示:“既有像半导体这样发展顺利、也开展产学研合作研究的领域,也有像量子那样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企业里连人才都没有的领域。”并反复强调核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是共通课题。为此,他表示大学应在高端人才培养上投入更多精力,国家层面也要推进战略技术相关人才管理和全球人才引进。他还请科技学会会长、企业等各领域领袖为人才培养提供好的建议。

李部长提高声调说:“中国决定五年内培养50万名半导体人才。看去年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K半导体战略,是十年培养3.6万人,折算下来五年1.8万人,这远远不够。”半导体竞争关键在速度,他表示将完善教育基础设施,推进能快速大量培养高素质学生的项目。

李部长说:“科技特色化大学或综合大学开设半导体合约学科时会说‘请增加教授和宿舍’,媒体则说‘光增加本科招生名额有什么用,要增加教授和研究生’。”“现在有很多人想从大企业来到大学,也可以把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博士充作兼职教授。”他还表示,KAIST学生在国家研究所(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学习并不容易,将思考如何建立衔接纽带。目前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中有许多硕博士生在做研究,但他希望大学与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在人才培养上更加协力。

李部长反复强调,通过产学研之间的信任构建合作生态圈极为迫切。他说:“产学研合作不能走形式。”“见到AI公司时,他们说‘不可能把身价高昂的博士全都投入探索领域,昂贵设备的使用也很困难,希望大学和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多发挥些作用’。产学研合作是必需的。”但他表示,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各方强调保密成为障碍,应带着信任合理地改变文化与规制。

他尤其表示,在超越基础研究的阶段,仅靠零散技术难以形成竞争力,融合研究极为迫切。他说:“从TRL(技术成熟度)角度看技术阶段,中间存在空白。”并要求:“止于基础的科学研究很多,但具有实用性的也很多,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应善于发掘这些方向加以研究,商业性好就移交给企业。”意即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应作为国家战略技术的储备库和产学研合作的媒介发挥主导作用。他还表示,在产学研有机的研发合作过程中,高端人才也能自然而然地培养起来。

当提到“政府出资研究机构院长们抱怨说‘管理公共机构的韩国企划财政部如果把预算整体下拨,研究所自行确定优先顺序推进,效果会很大,但我们没有自主权’”时,李部长回答:“此前的管控原因可能出于惯性或固有观念,有机会时我会就此问题与经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秋庆镐沟通。”

此外,关于政府出资研究机构通过从政府或企业承接研究课题来筹措人力成本的PBS(研究课题承接制度)占比约半数,竞争初衷虽好但可能把研究逼成谋生手段的问题,他表示:“即便想完成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固有使命,拿课题也可能成为优先事项”,“我们会寻找解决办法”。

当他被问及“降低政府部门之间的门槛、削减部门和机构内部的隔墙比什么都重要”时,他坦言:“我会努力去解开。人才培养议题上的好想法也会提供给教育部。我也对国会议员说过,不能要求‘科技信通部来当中心’。应该由教育部当中心。这样他们才会帮忙。”当被问到“大学里也应营造理工科与医科开展融合研究的氛围”时,他平静地说:“与美国不同,我们连教授之间的合作都不容易。这是信任问题。似乎需要时间。”

在国家研发大革新方面,他也对切碎式的政府研究课题文化表达了问题意识。政府研发课题从2016年的约1.2万个增至今年的约2.4万个,翻了一倍,有必要更加注重取舍与集中。

当被问及“科技信通部参考强调挑战性研究文化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体系,决定明年设立韩国版DARPA,但研究界究竟会如何看待研究经费的取舍与集中还不清楚”时,他回答:“我们在法律上和文化上都不容易获得这种支撑。稍有不慎就会被指责把课题给了熟人。即便是在美国成功的制度,没有信任文化也很难。”DARPA之所以做出互联网等里程碑式研究,动力在于把自主权交给能力出众的项目经理(PM),而这在以“委员会共和国”方式运作的韩国土壤中能否顺利落地是个问题。他还举了曾在DARPA担任PM的李平生教授的例子,转述说:“他说‘我是以自己的名誉负责把研究课题分配出去的。不需要委员会’。”

李部长在被转述“大量承接DARPA课题的美国国防航天研发创业者,以及在韩国大学任职的犹太裔美国人都说‘韩国盛行平摊式的研发文化。这不是研发民粹主义吗’”时,回答说:“我会深入思考。”

他在国内外拥有约100项半导体专利,就大学和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等未能很好实施专利等知识产权(IP)战略,他建议:“机构负责人本应更加关注,但做不到这一点很遗憾”,“也应形成能与发明人实现双赢的格局”。

另一方面,李部长就5G中档资费方案表示:“正在与运营商协商,将引导其在第三季度(7~9月)内推出。”他还表示,5G覆盖范围将在年内扩大到全国85个市,农渔村地区将在2024年上半年前建成5G共用网络。

关于由Netflix与SK宽带诉讼引发的国内网络使用费议题,他表示:“(NAVER集团等)国内CP正就海外CP不支付网络使用对价提出问题,我们会参考诉讼进展,并积极参与国会多项相关法案的讨论。”关于线上平台企业的监管议题,他表示:“为引导健康成长与创新,将推进修改法案,以设立和支持民间主导的自律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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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生于庆南陕川 △庆北大学电子工程系学士 △首尔大学研究生院电子工程系硕士、博士 △1993~1994年首尔大学半导体共同研究所研究员 △1994~2002年圆光大学电气工程学部教授 △1994~1998年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998~1999年美国MIT微系统技术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2002~2009年庆北大学电子电气计算机工程学部教授 △2009年~首尔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部教授 △2016年~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会士 △2018~2022年首尔大学半导体共同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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