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来,韩国银行持续上调基准利率。或许正因如此,直到不久前我还常被问及利率的底线在哪里。问题是:家庭负债如此庞大,利率还能上调到什么程度。而几天前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上调0.75个百分点,与我国1.75%的基准利率接近后,提问的方向大为不同。有人问:照此下去美国利率很快就会高于我国,韩国银行是不是应该更快加息?其背后是这样的担忧:否则资本外流加剧、汇率上升,可能给经济带来严重打击。
━ 浮动汇率制是货币政策独立的前提。追逐更高收益率是资本的本性,因此利率变动无疑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巨大的变量。美国利率高于我国,资本自然就有从我国流向美国的动机。但在这一点上,还存在一个重要的、也许比利率更重要的变量,那就是汇率。在决定对使用他国货币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必须考虑汇率变动的可能性。因为即使美国利率较高、看似投资美国更有利,若在收回投资时美元贬值,也可能亏损。实际上,如今汇率一天内上下波动1%都很常见,年收益率相差1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可能显得很小。如果汇率是固定的,就无需考虑汇兑损益,那么即使利率小幅变动也会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因此,将汇率固定于特定货币的国家,会把本国利率与该货币所属国的利率联动。否则难以追求经济稳定。把汇率固定于美元的香港、把汇率固定于欧元的丹麦就是这种情况。为了汇率稳定而放弃国内独立的利率政策。相反,若把汇率决定交给市场,汇率会对利率变动作出反应,国内投资与海外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会被调整至大致相当。理论上,如果汇率对利率变动能够即时充分反应,资本流动甚至可能不会发生。也就是说,利率变动反映到汇率上,从而抑制了急剧的资本流动。正因如此,多数发达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制。这是为了把利率政策独立用于国内经济稳定而不得不作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年代初崩溃,原因也在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与各国货币(利率)政策相冲突。在资本进出自由化的经济中,无法同时追求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的“三元悖论”(Trilemma)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的核心。我国也是在1990年代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反思勉力追求汇率稳定反而加剧了外汇危机,从而引入了浮动汇率制。此后25年间在使该制度扎根的过程中,曾出现过3次韩美基准利率倒挂时期(参见图1),但从未发生过突然的大规模资本外流。 无需对“资本外流”一词过度敏感
我们对资本外流一词极为敏感,背后是极其痛苦的外汇危机记忆。但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外流”已持续数十年,今后也会继续发生。例如韩国国民年金的大规模海外投资、近来激增的“西学蚂蚁”海外股票投资等,都是国内资本的“外流”。在不分资本国籍的外汇市场上,它们对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影响,与投资于国内的外国资本撤回时的影响并无太大差别。
进一步说,过去20多年我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这一事实,意味着上述国内资本的海外投资多于外国资本的国内投资(资本“净流出”)。也就是把出口所赚外汇中支付进口后剩余的部分(经常项目顺差)“净投资”于海外。即资本净流出与经常项目顺差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这种“资本净流出”的持续,使我国终于在2014年以后成为净债权国。若资本持续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这一成果绝无可能实现。
在外汇市场方面我们该担心的是“急剧的大规模资本外流”。但在对众多国家外汇危机经验的大量分析中,我从未见过指出国内外利率倒挂是原因的案例。实际上1997年我国利率是美国利率的两倍以上、达两位数,但由于大企业连锁破产导致对金融市场的信任崩塌,最终被推入外汇危机。许多中南美国家的情况则是过度的政府负债与对外负债成为外汇危机的原因。也就是说,要预防外汇危机这类悲剧性局面,关键在于维持金融体系、财政以及对外负债的健全性,同时管理好不让致命的地缘政治危机发生。货币当局通常的基准利率调节并非关键。
尽管如此,对近来升至1美元兑1300韩元附近的汇率感到不安的目光仍然很多。因为过去一年韩元对美元价值大幅下跌达14%。但把近期状况解释为美元价值暴涨,而非韩元价值暴跌,才更准确。以与主要6种货币的加权汇率计算的美元指数(DXY,参见图2)在同期也上涨了大致相当的14%左右,这一事实表明其他主要货币也处于与韩元相似的境况。即韩元价值对美元大幅下跌,但对欧元几无变动,对日元反而略有上升。这样的汇率变动,反映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预期:经济过热与通胀问题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美国,其基准利率将以相对快得多的速度上调。
━ 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物价稳定。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产生广泛影响。加息意味着债务人负担增加,但对债权人意味着收益增加。它对资产价格不利,但对汇率稳定有利。它对经济景气是负担,但对稳定通胀不可或缺。要求通过调节基准利率这一单一政策手段来兼顾所有这些问题,是完全无法实现的要求。因此,为减少混乱,韩国银行法第1条明确将物价稳定列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具体实践方案则采用并运行了获得学界广泛支持的通胀目标制。从这一视角看,近来在5%上下徘徊的通胀,足以为以2%为目标的韩国银行加息提供正当性,韩国银行也已表明短期内将延续加息基调。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加息的目的是通过稳定通胀实现国内宏观经济稳定,而非稳定汇率或防止资本外流。当然,鉴于汇率上升可能成为推高物价的因素,可以考虑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含义,但在采用浮动汇率制的我国经济中,汇率稳定本身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韩国银行为稳定通胀而加息的过程中,与之对应的债务管理和汇率风险管理,尽管困难,也是各经济主体必须自行承担的部分。 赵东哲教授是……国内代表性的宏观经济学家,曾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任得克萨斯A&M大学经济学教授,回国后任职于KDI并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现任KDI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