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近期正式发布以减轻法人税负担为核心的经济政策方向后,财界的反应是“这下终于能喘口气了”。原因并不只是减税。因为此次对策被解读为文在寅政府经济政策基调中潜藏的反大企业情绪已经消解的信号。国内某大企业负责政府关系的高管22日表示:“文在寅政府嘴上也喊亲企业,但在执政党和国会,‘不训一顿就不听话’这种基本认知并未消失”,“今后企业想要的对策或替代方案,似乎可以不必看人眼色,积极地向政府和国会建言了。”
问题在于,与转向“民间主导增长”的政府不同,掌握立法权的执政党对减税政策整体表现出过敏反应。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朴洪根16日指出:“在经济危机局面下,政府和执政党又开始拿放松管制、法人税当头牌,播放过时的流行歌”,“李明博政府时期实现的法人税下调也被统计证实没有投资诱导效果,政府的政策方向从第一颗纽扣就完全扣错了。”
被归为进步倾向的首尔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李俊求同日也表示:“认为下调法人税率会增加投资的主张没有依据”,“企业的投资行为受税收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更大。”
税制专家对此类指摘大体给出“认知偏向”的分析。即忽视了一旦法人税等税负上升,企业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价格上,从而使整体经济的低效率扩大这一隐性副作用。
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就法人税建议,不应从“赚得多的人就该多交税”的公平性角度切入,而应“从提升整体经济效用的复合函数角度来看待”。汉阳大学教授吴允表示:“我国潜在增长率偏低,而法人税在财政中所占比重却过高”,“法人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越高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越低,因此从长期看推进下调法人税率的政策更为可取。”
也有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法人税下调会带来投资扩大。李明博政府下调法人税7年后的2016年末,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发布的《法人税率变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报告显示,法人税平均实际税率每下调1个百分点,企业投资率提高0.29个百分点。该报告分析了政府将法人税率由28%下调至27%的2002年至2014年间上市企业的投资情况。KDI表示:“我国上市企业在法人税率下调时,在统计上显著扩大了投资”,“若严格限制企业经营层追求私利,可获得更大的投资诱导效果。”这与在野党所称下调法人税对企业投资毫无影响的主张结果相反。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下属的韩国经济研究院也曾对过去30年(1992~2021年)法人税最高税率变化对设备投资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估算最高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将增加3.6%。
不仅如此。还有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缴纳的法人税增加后,这一成本会被转嫁,导致劳动者工资下降。据税收财政研究院去年发布的《利用产业间差异分析法人税负担的归宿效应》,在我国,法人税边际实际税率上升10%时,个人工资平均减少2.5%。这是基于假定当前高物价、高利率状态的情景推算出的结果。若假设市场竞争格局为垄断性,劳动者工资最多减少5.2%。
税收财政研究院税收财政展望中心主任金彬玛罗表示:“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在自身面临的法人税边际税负增加时,会将部分负担转嫁给劳动者”,“而且这种负担转嫁现象在兼职劳动者身上比全职劳动者更为明显。”这意味着,为惩罚富人而增加的税负,实际上可能给弱势群体带来更大的痛苦。
仁川大学教授洪起龙指出:“全球经济可能以超出预想的速度陷入衰退隧道”,“若因政争而延迟法人税下调等经济政策决策,国民可能遭受更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