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监管革新工作。据称,将新设由总统主持的“监管革新战略会议”,运营由总理与民间代表共同担任团长的“监管革新推进团”,并在各政府部门和经济团体等设立“监管专责组织”以发掘改革课题。同时还将引入从被监管者立场推动监管改善的“监管裁判制度”。然而,历届政府在执政初期轰轰烈烈启动的放宽监管工作,往往虎头蛇尾,因此要使新政府的监管改革取得成功,必须先彻底理解过去失败的原因。
迄今监管改革未能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监管改革推进过程中的主导权被交给了实施监管的主体——公务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营,各领域公务员权力极大,而这种权力的源头正是监管。因此公务员退休后也能在下属机构或律师事务所领取高薪,安享晚年。归根结底,以“把鱼店交给猫看管”的方式,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监管改革。
第二个原因是,因监管改革受益的多数人保持沉默,而因监管改革受损的少数人却几乎是拼命反对。因此理论上本应带来政治收益的监管改革,实际上却成了政治难题。在新冠疫情下成为全球热潮的远程诊疗,在我国因医生群体反对,20多年来始终未能走出试点阶段,就是典型例子。笔者在担任国会议员时期,曾于1993年6月主导制定《关于放宽企业活动监管的特别措施法》。看到因该特别法受益的多数企业人士对笔者的努力毫不关心,而因废除或放宽监管而失去岗位或收入减少的特定群体则强烈反对,笔者深切体会到监管革新之难。
第三个原因是,本应站在国民立场上率先推动监管改革的政界,实际对监管改革态度消极。这是因为在因监管改革受损的少数人声音很大的情况下,政治人物往往站在后者一边。因此政治人物在政权初期热衷于大张旗鼓宣传设立监管改革委员会,但当发现拔除监管的“钉子”非常困难后,对此的关注度便显著下降。
每届政权确实放宽了大量监管,但同时又批量产生新的监管,因此监管总量并未减少。特别是1987年民主化以后议员立法大量涌现,而多数议员立法带有强化监管而非放宽监管的性质。尤其是一旦发生事故,便以预防为名制定大量新监管。典型案例就是《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其内容是在发生造成重大人身伤亡的产业灾害时加重对经营者的刑事处罚。在韩国的多国企业CEO大多认为,这种“强力”的处罚条款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见过。
对于新政府的监管革新,令人担忧的是可能外表华丽、内里空虚。监管改革绝非易事,因此必须获得国民支持才能持续推进。初期应确实拔除几根有代表性的“钉子”,让多数国民切身感受到其好处。例如,若将远程诊疗制度化,并把保健及福利服务相关的各类资料在线化,构建并运用如丹麦、芬兰那样的“数字福利(e-welfare)”体系,全体国民都能切身感受到监管改革的正面好处。此外,若将首都圈监管从原有的“反增长(anti-growth)”转变为“增长管理(growth management)”架构,不仅能确保尖端产业领域所需人才,还能促进吸引外国企业和韩国企业回流。
期待通过在执政初期果断拔除具有代表性的“钉子”,提升国民对新政府监管革新政策的支持,同时实现企业活动活跃化与国民生活便利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