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20 | 여론독자부

[半岛24时]“去全球化”趋势须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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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脱钩(decoupling)、去城市化、去工业化、去核电化、脱体力劳动、脱正规教育、脱面授课程等,带“脱”字的词语泛滥成灾。其中既有被规划出来的,也有由未曾预料的大流行引发的。这是全球大转型现象的片段。或许终点会是脱离富国强兵的去民族国家化。

其中,去全球化必须积极加以阻止。如今亲友的跨国婚姻也已不再是稀奇事。当今世界的发展,是通过贸易、投资、资本、技术等的全球化取得的成果。

中国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程度,是因为积极接纳了全球化。采纳改革开放政策仅10年后的1989年,出现了极大的危机,即天安门事件发生。中国遭到西方的经济制裁。邓小平则为开放政策加速。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AFC)、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GFC),都是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机。中国认识到了外汇储备的重要性。GFC的爆发成为大规模引进中等级技术的契机。如今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经济实力,已成为仅凭国内之轴也能支撑的基础。问题恐怕在于担忧去全球化导致最新技术交流中断,从而使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中国梦”实现受挫。也有意见认为,这会迫使其着手自主技术开发,或可转祸为福。正因如此才格外痛苦。这也是中国对印太经济框架(IPEF)启动激烈反应的原因。

事实上,美国总统乔·拜登通过IPEF和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安全协商机制,QUAD)等宣示的与中国的安全经济竞争,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因为这被解读为去中国化。IPEF究竟具体指向什么?是否只能在包括半导体部门在内的新兴产业中精准取得成果?民间与一线企业人士能否达成意见一致?更何况当今的亚洲是美国建立起来的体制和结果。1950至1960年代的日本、1960至1970年代的韩国、1980至1990年代的中国,正是美国积极培育起来的。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区域内三国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民间交流层面,都可以说是相处得还算不错的邻居。如果突然要开始相互戒备,只会令人困惑地想“这是怎么回事”。

日本对去全球化同样感到负担。日本基本上是区域内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尤其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日本得以凭借活跃的区域内旅游维持内需。约达1000万人的中国游客占旅游消费的40%。首相岸田文雄似乎把政策重心放在了去新自由主义上,并将其命名为新资本主义(日本官方译法为“New Form of Capitalism”)。其核心内容包括公共与公益、纠正差距、重视分配、加强关怀、重视市场与现场的声音等。但其底层仍铺设着第二次明治维新式的革新性开放。

总统尹锡悦上任伊始便在对外关系上着手恢复与美国的同盟、实现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等。这是正确的方向。尤其应在我们的盟友美国所需要的部分积极配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岸田首相有泡沫崩溃的创伤,尹总统有文在寅总统的创伤。韩中日三国最高领导人都是战后婴儿潮一代。以这一代人的特性而言,能够克服过度的权威主义,沟通能力也足够。尹总统是其中唯一的60年代出生者。能否凭借尹总统年轻而出色的想象力,哪怕仅在韩中日三国之间,在全球大转型时期书写区域内新的发展史?能否扭转去全球化的势头?首先希望三国首脑能够常常会面,更为认真地讨论区域内问题。其核心议题的关键词是大格局的区域内发展。去全球化无疑是文明发展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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