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SDAQ上市公司K社2020年曾与一家私募基金就审计委员选任问题交锋,结果惨败。作为最大股东的A会长即便握有34.26%的友好持股,仍败给了持股25.06%的私募基金。问题出在所谓的“3%规则”上。私募基金瞄准监管漏洞,设立空壳公司、将持股按每份3%拆分,从而行使了18%的表决权。未能预料到这一点的A会长撤回了审计选任议案,举了白旗。
企业纷纷申诉各类监管正在勒紧经营环境。也有批评称,成堆的监管助长了那些意图借攻击企业“捞一把”的外部势力的滥用。
◇成为私募基金攻击借口的Commercial Act·MRFTA
以确保企业审计委员独立性为目标的商法上审计委员分离选任制度(3%规则)是代表性例子。规定要求,在选任审计委员时,无论大股东持有多少百分比的持股,表决权只能行使3%。其本意是,由大股东选出的审计委员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因此通过外部制衡确保企业经营的透明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外部势力滥用该制度,将审计塞进公司,并借此百般刁难、露出爪牙等副作用正在显现。审计可要求公司作营业报告,也可查阅各类内部机密资料,因而在攻击经营权之前成为绝佳的靶子。
还有人指出,与改善经营环境的本意相反,该制度助长股东间的聚散离合,进一步引发企业纷争。去年在H社定期股东大会上,持股19%的会长长子B副会长与其弟C社长(43%)就审计委员选任展开交锋。B副会长利用“3%规则”,大举拉拢小股东而获胜。业界人士指出:“公司被烙上‘坏企业’印记等,只是副作用愈发严重。”
在没有纷争的公司也出现了副作用。今年股东大会上,Labgenomics、韩国BNC、Theragen Etex等部分企业因“3%规则”未能凑足审计选任议案的法定表决人数,导致审计选任失败。此类情况反复出现后,韩国上市公司协议会与KOSDAQ协会也曾以“违背股东平等原则”为由,呼吁废除该制度。
允许母公司股东就子公司、孙公司高管的违法行为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多重代表诉讼制,也是企业担忧的问题。现行法对母公司持股50%以上的子公司,赋予持有非上市公司1%、上市公司0.5%股份满6个月以上的母公司股东诉讼资格。
经济界指出,该制度同样极易被投机资本滥用。即买入持股后接连对旗下公司提起诉讼,试图“搅局”,并以此吸引小股东,进而攻击经营权。
◇连是谁都不知道……要查到集团总裁的六代亲属并提交资料
公平交易法上的“实际控制人”制度,强制企业查清连名字都不太清楚的远亲并提交资料,也是令企业窒息的监管。2020年2月,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以虚假提交指定资料行为(违反MRFTA)为由,将李海珍NAVER集团当时的全球投资负责人(GIO)告发至检察机关。理由是,2015年公司提交的企业集团指定资料中遗漏了堂亲持股50%的公司等20家旗下公司。公司辩称“只是对不足以影响企业集团指定的小公司的部分遗漏”,属单纯失误,但无济于事。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一方面承认“不易从总裁的亲属、姻亲处取得凭证”,另一方面主张“若持续向总裁报告其重要性,就不会发生失误”。审阅告发书的检察机关最终以“难以认定故意”作出无嫌疑处理,但公司已被烙上“不良企业”的印记。
根据公平交易法,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韩元被指定为企业集团(财阀)后,企业总裁被视为“实际控制人”,须查清并申报六代以内血亲或四代以内姻亲、非营利法人及其高管等关联人所持企业持股等。若申报被判定不实,将成为刑事处罚对象。企业与经济界指出,实际控制人申报范围过于宽泛。
◇副作用频发……应具备国际协调性
学界与经济界主张,应积极修改或废除这些拖住企业脚步的监管。江南大学教授柳周善在韩国经营者总协会讨论会上主张:“因3%规则造成的表决权限制,导致无法处理审计选任议案的案例层出不穷”,“应通过考察运行审计委员制度的其他国家,具备国际协调性。”
有人主张,多重代表诉讼制至少应把标准强化到日本的水平。日本虽然承认多重代表诉讼制,但将可提起诉讼的标准定为“100%完全母子公司关系、持有母公司股份1%满6个月以上”,比韩国更为严格。研究过该制度的韩国法学院博士金信英还提议“在Commercial Act中设置企业集团层面构建内部控制体系的义务规定”。
也有主张认为,不应止步于放松企业监管,还应完善能够帮助企业的制度。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提议将Commercial Act中的公司法单独分离,制定所谓的“模范公司法”。还有建议称,应把按过去标准制定的监管改进为契合当下。庆北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申英洙就实际控制人的亲属范围规定表示:“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持外国国籍者不少,这种情况下还会出现拒绝提供资料等执行本身困难的状况”,“有必要探索比亲属代数更具灵活性、能确保适用上具体妥当性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