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19 | 안현덕 기자

"持刀伤人"也只是训诫释放的未达刑责年龄少年…只有"下调年龄"才是答案吗 [安贤德记者的Law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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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尔某警察署任职的校园专责警官(SPO)A警卫至今无法忘记去年这个时候接到报告的一起校园暴力案件。案发地点是教室,而持刀威胁校园保安的竟然只是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而且孩子挥刀的主要理由是“被老师训斥后很生气”。因112报警而及时出动的警察夺下刀具、积极制止了孩子,事件才告一段落。然而由于没有人身伤害,加之属于触法少年,孩子被训诫后释放。

韩东勋韩国法务部部长射出的“推动下调触法少年年龄”之箭,正引发激烈的赞成与反对之争。赞成方认为,这有助于预防十几岁青少年的凶恶犯罪。他们还举出的理由是,触法少年年龄标准是70多年前制定的,应随时代变化加以现实化。反对方则担忧副作用,认为这只会大量制造青少年前科者,主张“强化处罚并非万能”。Seoul Economic Daily对赞成与反对双方就下调年龄激烈交锋的未满14岁触法少年犯罪现实进行了诊断,并梳理了现政府今后需要解决的课题。

◇即使杀人,最高刑也只是送少年院2年=触法少年指的是实施了犯罪的10岁以上未满14岁的刑事未成年人。刑法第9条(刑事未成年人)明确规定“未满14岁者的行为不予处罚”。因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即使犯罪也不受处罚。取而代之的是依据少年法接受▲监护委托▲受课命令▲社会服务▲送少年院▲保护观察等保护措施。其宗旨是对不成熟的青少年给予矫正与教化的机会,而非刑罚。

问题在于,犯罪也不受刑事处罚的触法少年滥用法律实施犯罪的比重正在上升。据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统计,2018年触法少年移送少年部的案件为7364件,2019年增至8615件。2020年又增至9606件,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这些案件中竟包含8起杀人案。强奸·猥亵(1140件)和放火(111件)等暴力犯罪也大量在内,但最重的处罚是送少年院2年。少年法规定监护委托期间为6个月,可由少年部法官判断延长1次(最长6个月)。长期、短期保护观察的最长期间分别为2年和1年。送少年院的情况,短期不超过6个月,长期不超过2年。少年法虽以“通过保护处分等措施帮助具有反社会性的少年健康成长”为宗旨施行,但近几年争议不少,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成为韩国法务部14日组建触法少年年龄标准现实化工作小组(TF)的背景。为推动下调触法少年年龄的TF,不仅有韩国法务部检察局参与,还包括犯罪预防政策局、人权局、矫正本部。组长由韩国法务部政策企划团团长车顺吉担任。这距韩部长8日在韩国法务部周例干部座谈会上要求加快研究触法少年年龄标准现实化课题仅过去六天。

◇不仅是单纯下调年龄,还需少年法院等综合对策=专家们担忧,如果韩国法务部仅停留在单纯下调触法少年年龄的层面就结束TF,反而只会加大副作用。他们的共同声音是,只有综合研究设立专门审理少年犯罪的少年法院等措施,才能达到“预防杀人、强奸等十几岁青少年凶恶犯罪”的本来目的。

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系教授李秀正表示:“下调触法少年年龄并不意味着对12~13岁的孩子全部进行刑事处罚”,“如果检察官决定将案件送交家庭法院而非刑事部,就可以适用少年法,因此即便(触法少年)年龄下调,实际适用的可能只有几十人的规模。”他接着指出:“只把(触法少年)年龄降下来,把12~13岁的孩子送上一般刑事法院,也只会判缓刑,很难判实刑”,“如果判决送少年院,最长要待2年,而判缓刑最多在看守所待6个月,反而可能降低预防效果。”意思是,若与成人犯罪相比或依社会常识判断,法院会对12~13岁的孩子作出相对较低的处罚水平,反而只会削弱犯罪预防效果。李教授还补充说:“因此需要设立不分年龄、根据孩子罪行轻重进行专业判断的少年法院”,“应考虑设立决定适用刑法还是适用少年法并作出处分的专门、专责法院。”

◇少年犯改善·教化流程的变革同样迫切=此外,也有不少声音认为,应重新整备少年矫正的物力、人力及教化系统条件。理由是,少年犯罪由家庭、脱离学校、精神问题等多种因素引发,而现行制度和条件不足以实现防止再犯与教化等目的。首先被提出的是把全国唯一的金泉少年监狱迁往首都圈。这是让与家人会面更容易的所谓“开放处遇”的一环。同时也与使狱警构成多元化、纳入教育学者、心理学者或医生等方面有关,因为这些专家多在首都圈等地从业或居住。还有方案提出,教化项目也应转变为面向少年犯的“定制型”。

韩国刑事·法务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承载贤指出:“青少年犯罪发生的原因可概括为三种:家庭不完整、校外青少年、精神问题”,“对因家庭问题而偏离轨道的孩子,不能只与父母交谈10~20分钟,长则应安排两天一夜共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接着强调:“需要根据校外青少年或存在精神问题的孩子等不同因素,制定聚焦教育、咨询、职业、治疗的差别化教化项目”,“在下调触法少年年龄之前,应先使少年犯发生时的分类体系现实化,构建出能针对犯罪成因提出教化方案的框架。”意即,少年监狱迁移,以及以改善·教化为重点的狱警人力构成、精神·治疗咨询师扩充等,都应与下调触法少年年龄方案同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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