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哈兰高原的古代遗址“哥贝克力石阵”彻底动摇了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范式。1963年首次调查时,它还被推测为中世纪时期的墓葬遗址,但进入2000年代后,人们发现它是至少1.2万年前的神庙城市。此前的通说认为,古代城市文明是农耕与定居时代的产物。
然而,这座比世界四大文明的出现还早了整整6000年的神庙城市,是在农业革命开始之前的狩猎采集时代建成的。该遗址的发掘,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野蛮→畜牧→农业→农工业→农工商业”的人类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约1万年前因“新石器革命”而形成早期古代文明的既有史学框架。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东方与中东地区乃人类文明的母体。
新书《人类本史》从东方与中东地区在约1.2万年间主导人类进步、是历史中心轴的视角审视世界史。为此,书中梳理了从超古代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领土)文明到巴比伦、萨珊波斯等古代文明,再经7世纪以后的伊斯兰王国,直至近代奥斯曼帝国与莫卧儿帝国等15个帝国的兴亡盛衰。
作者是被视为韩国中东历史与伊斯兰文化最高专家之一的圣公会大学讲座教授李熙秀。他是首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文化人类学者,40年来在中东、中亚、东南亚等整个伊斯兰地区进行田野研究。
李教授表示,不应以西洋史或东洋史的二分法,而应以涵盖西方与Tongyang的“中洋史”视角来看历史。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学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从希腊罗马出发,经中世纪→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最终归结为工业革命与近代文明。作为对抗,部分大学设立了东洋史学系,但只是以中国史为中心讲授,其余世界则被视为地区史、边缘史、非主流历史。作者认为,尤其是19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失去国际影响力,中东的历史成就也被推向边缘。
但本书主张,东方与中东地区是人类的根源历史,即“本史”。这些地区诞生了人类文明本身,此后又扮演了连接西方与Tongyang的“中间文明”角色。例如位于土耳其中部的“恰塔霍裕克”,是自公元前7500年起延续近2000年的最早的新石器城市,被称为以苏美尔为代表的古代东方文明之母。
作者还主张,人类文明四大发祥地中有三处以安纳托利亚为母体。安纳托利亚文明先影响了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随后又影响了埃及文明的诞生。就连印度河文明,也最早起源于能与阿拉伯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巴基斯坦地区。
本书称,作为希腊文明根源的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也是在埃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影响下综合发展为海洋文明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奥德赛》作者荷马、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泰勒斯等希腊文明的代表人物出生于或活动于安纳托利亚,便是最直接的例证。“希腊罗马文明是从东方延伸出去的枝干文明。”相反,中国文明因帕米尔高原这一地理屏障,未能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而是独自发展出自己的文明圈。
本书还称,中东是创造了神话、文字、政治、法律体系、技术等人类发展必备文明成果的文明摇篮。例如英文字母等当今人类使用的文字大多源自腓尼基文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发源于中东。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成为罗马法与伊斯兰教法的基础,赫梯人则最早开启了铁器时代。帕提亚与萨珊波斯沿着长达6400公里的丝绸之路,是连接Tongyang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文明核心基地。此外,当欧洲进入中世纪长达1000年的黑暗期时,引领世界最高水平的学术、科学与艺术发展、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也是伊斯兰。
伊斯兰文明超越中东,在中亚、非洲也留下了巨大足迹。帖木儿帝国吸收巴格达的科学技术革命,引领了14世纪中亚的文艺复兴。伊比利亚半岛的纳斯尔王朝同样留下了高水平的学术与建筑技术,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便是明证。撒哈拉以南西非的马里帝国与桑海帝国的鼎盛期,也是伊斯兰留下的遗产。作者尤其指出,若排除仅半个世纪便灭亡的蒙古帝国,波斯、罗马、奥斯曼这“世界三大帝国”中有两个出自中东与东方地区。作者表示,正如这些事例所示,如今西方的文明与文明成果绝非起源于西方;人类5000年历史中,至少有4800年扮演“中心文明”角色的是中东地区。
“安纳托利亚是地球之内的另一个地球。在其中,多样的生活、信仰、共同体、制度、科学技术得以试验与孕育。饱含光芒的文明经地中海传向希腊罗马,南下传向美索不达米亚,又越过里海南部,沿着丝绸之路这条文明的乳汁之路传向中亚与东方。”3.9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