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人才培养问题突然演变为区域均衡发展问题。原因是有人担心,若增加首都圈大学相关学科的招生名额,地方大学招生将更加困难。这一问题出现在由尹锡悦总统主持的国务会议上。但地方大学的半导体相关学科本就招不满学生,稍有不慎,人才培养与均衡发展可能双双落空。大力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已近20年,但首都圈与地方的差距却在扩大。首都圈的地区内总生产(GRDP)占比从2000年的48.4%升至2020年的52.5%,在强调地方分权的文在寅政府时期差距进一步拉大。虽追求教育平准化,地方学生却流向首都圈大学;虽将公共机构迁往地方,地方青年却奔向首都圈的岗位。
问题出在哪里?区域均衡发展政策偏重管制而非产业发展。对象不仅是首都圈的大学招生名额,还包括工厂选址等。但随着对首都圈管制的强化,反而出现差距扩大的“管制悖论”。由于管制,首都圈工厂用地价格等上涨,附加价值高的企业留下,附加价值低的企业干脆转向海外。相反,地方产业未能跟上市场与技术变化,优秀学生把目光转向首都圈。要实现均衡发展,本应从优待地方的角度放宽产业管制,但并未如此。地方大学在学生选拔、学费设定、产学合作等方面的自由度也未获扩大。结果,企业在地方经营和创新的诱因很小,地方大学在培养人才上更处劣势。
均衡发展政策集中于化解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差距,结果却不同。令人惊讶的是,非首都圈内部的地区差距比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差距更大。以2020年人均地区总收入看,蔚山最高,其后依次为首尔、忠清南道、全罗南道、京畿道;最低的依次为大邱、江原道、釜山市、全罗北道。蔚山比大邱高1.88倍。这一差距大多源于盈利性高的成长型产业所占比重。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半导体企业三星集团投资的美国德克萨斯州,主导产业从农业、畜牧业和石油等转向信息通信、航空航天、生物等尖端产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美第二。其秘诀在于,与其他州相比企业税负和管制较少,而对教育的投资与产学合作活跃,从而培养出人才。
有人主张,为实现均衡发展与人才培养,应强化地方自治与教育自治。但分权并非解决之道。高度分权的意大利,南部地区人均收入不及北部的三分之一,差距之大甚至出现分离诉求。南部社会氛围封闭、自身管制繁多,产业落后、产学合作低迷,人口流入少而人才流出多。实行联邦制、高度分权的美国,总统权限很大,但管制权限多在州政府。各州为培育产业而竞争,名牌大学并非集中在首都华盛顿特区,而是分布在地方。大学周边遍布研究所企业,产学合作引领地区发展与创新。麻省理工学院(MIT)周边的128号公路和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周边的硅谷就是代表。同时实现均衡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方法是有的,那就是培育产业,并以产学合作壮大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