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近来国家债务不断膨胀,就会想起1997年冬天外汇危机时那些惨痛的日子。企业负债过度、银行贷款管理不良、美元流动性枯竭交织在一起,危机随之降临。当时30大集团中有16家破产。那是6·25战争以后最大的苦难。
当时身为财经部国际金融审议官的笔者,参加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外币计价国债发行路演。在那里赢得外国投资者信任的重要因素,是“健全的财政”。他们关心的是韩国能否顺利克服危机、如期偿还外币计价国债。当时我国的负债比率为8%,远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的32%。此外据说许多投资者看到全体国民为偿还国家债务而发起募金运动的情形,深受感动。结果,原计划发行30亿美元债券,需求却达到100亿美元以上。
然而看近来的情形,似乎已忘记财政健全性的重要。国家债务增势不容乐观。2017年文在寅政府上任时为660万亿韩元的国家债务,到2022年激增至1076万亿韩元,5年间暴涨1.6倍。原因在于福利支出过度增加,又以新冠疫情为名多次编制追加预算。此外,国家领导人称国债比率40%有什么意义的发言,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与发达国家相比,上升势头也过于陡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至2026年韩国政府负债比率将上升18.8个百分点,增幅在35个发达国家中居首。相反,同期发达国家平均下降4.1个百分点。只有韩国在逆行。
韩国因先天局限,比别国更需注意财政健全性。因为韩国是对外依存度高的小型开放经济体,易受危机冲击。从防御资本外流、为南北统一做准备等风险管理角度看,财政必须健全。此外,由于不是主要储备货币国,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的信任十分重要。这与作为储备货币国的美国国债被全世界购入并用作外汇储备形成对照。加之韩国资源贫乏,没有石油、矿产之类的对外担保资产,健全的财政便成为国家信用度的担保。1997年危机时我们充分享受到了这一好处。
当然,如今我们的地位已不同于被视为边缘新兴国家的过去。国际金融市场对韩国国债的待遇也已不同。但资本是冷酷的。一旦“国家财政困难”的认知扩散,资金就会争相撤出韩国。发达国家同样随时可能陷入危机。2010年代欧洲财政危机时,作为发达国家的爱尔兰、冰岛、西班牙、葡萄牙也向IMF申请了救助资金,经历了产业结构调整、大规模增税和公务员薪酬削减。
过度负债引发的繁荣(boom)与泡沫破裂(bust)的历史不断重演。外汇危机时过度负债的主体是企业和金融界,而这一次可能是家庭和政府。必须重温历史,不可忘记健全财政与适度债务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