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分析中,“文明”与“软实力”早已成为重要概念,分别阐释这两个概念的里程碑式经典《文明的冲突》(1996)和《美国注定领导世界》(1990)出版之时,恐怕几乎没有国际政治学者或外交官预见到这些著作会以我国为对象。两书作者之一、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在主要文明的分类上,把我国视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将美国国力变化的本质分析为软实力的崛起。然而如今,笔者在工作所在地摩洛哥接触舆论引领层或普通大众,或在首都拉巴特外交圈与主要国家大使交流时,时常听到“韩国文明”极具独创性、韩国软实力地位极高之类的说法。不仅如此,笔者还会受邀参加以文明与软实力现象为主题的小规模专家会议;初次见面的驻在国最高层人士在会谈后表示自己的女儿迷上了K-POP、已多次去过韩国,并请求把他和女儿一并邀请到使馆的文化活动上。
奈教授将软实力定义为“一国在影响他国以获取某种东西时,使对方自愿接受的吸引力或共同选择权”,并将文化、价值观及对外政策视为其构成要素。我们所追求的价值观或对外政策似乎并不具有普遍性,也未在驻在国的对外政策中引起共鸣,因此在驻在国真正“吃得开”的软实力,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层面的软实力。据说摩洛哥的年轻人热衷于我国与数字技术融合的高水准音乐、电影、电视剧、游戏、饮食文化、教育、体育、电子产品,尤其在影视剧内容方面,热衷于其不掩盖贫富、代际、性别差距等社会疮疤的真实性和扎实的故事。
然而,对于这种文化吸引力是否有助于解决两国间具体现实问题这一提问,答案只能是完全无助。在政府间关系中,依然是以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为标准的冷酷计算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在这种计算中,与特定国家的经济、通商关系,旧怨或旧交,以及在核心利益上的立场等优先起作用,而文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多只是影响传达某一立场时语气的软硬程度,或者连这一点也影响不到。这就如同日本年轻人为取得韩国签证在我国领事馆前排队,但这种好感或关注对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毫无帮助一样。
那么,若想把文化用于实现具体的外交目标,应当怎么做?为此,着眼长远未来的战略性规划与投资必不可少。尤其对于像我国与摩洛哥这样地理遥远、文化异质、并无生死攸关利益交织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此外,软实力还需要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硬实力一并支撑的巧实力路径。
今年是韩国与摩洛哥建交60周年,是两国关系实现更大飞跃的良好契机。笔者注意到,要让软实力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把两国联结起来的故事与脉络。作为其中一环,笔者自去年7月赴任以来,努力寻找此前仅有传闻证实的、朝鲜战争期间作为法军参战的摩洛哥军人,最终找到了安葬于釜山联合国军墓地的两名摩洛哥籍军人。目前仍在继续寻找其家属及其他参战老兵,并已取得一定进展。同时,在我国国家记录院的协助下,正在修复摩洛哥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法国保护领时期的古文献。双方都经历过被异族统治之痛,把这种同病相怜转化为有意义的合作项目,正是该项目的核心。期待两国这样的文化纽带逐渐转化为长久情谊,收获有助于国家利益的乘数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