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担忧,已判决确定的案件不得再次提起公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近来可能被滥用为规避犯罪嫌疑的手段。
因为询问一事不再理是否成立的问题,已成为律师事务所运营的博客或论坛的常见话题,韩国大法院的判决中也大量引用了与此相关的判例。
这类一事不再理的诉讼近来在光州也正在进行中,法律界的目光聚焦于法院的决定。
该案件因告诉人A某近期向光州地方检察厅提交针对被告诉人B某与C某的抗告状而为人所知。据抗告状内容,其不服检方今年4月对两名嫌疑人作出的不起诉处分,请求对相关案件作出重启侦查的决定。
A某在抗告理由中诉称冤情:“在自己经营的公司工作的两名嫌疑人相互共谋伪造私文书,业务上背信与挪用公款嫌疑明确,检方却以其已因相同内容的犯罪受到罚金处罚为由作出不起诉处分。”
此前,根据A某2019年8月向光州地检提交的告诉状,其告诉理由为:“B某与C某分别以自己经营的公司的合同制员工和会计部长身份任职,共用存折、伪造印鉴与代表委托书,通过紧密共谋,以数百次挪用公款使年营业收入曾达80亿韩元规模的公司走向破产,造成损害。”
A某表示:“公司最终因此破裂,我也因这一冲击长期卧病在床”,讲述了这段时间的心境。
A某接着对两名嫌疑人提出诈骗诉讼疑虑,称“两人因担心共谋挪用公款的事实日后被揭发而受到更重处罚,B某便以挪用公款嫌疑告诉C某,滥用了一事不再理原则”。
实际上,光州地方法院就该举报案件于2020年1月对C某下达了300万韩元罚金的简易命令,光州地检亦以两名嫌疑人的陈述以及与已受简易命令的犯罪内容相同的一事不再理意见,于今年4月作出不起诉处分。
随着告诉人抗告,该诉讼案件成为法律解释争点并引起当地法律界关注。法律界人士D某(光州东区芝山洞)表示:“请求人不同,且简易命令决定的内容仅是A某告诉状中所提犯罪嫌疑的极小一部分”,并对该诉讼案件表示“很难认同适用了一事不再理”。
D某接着指出:“检方时常作为不起诉理由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似乎与检察官同一体文化相互交织”,“不愿重新翻出其他检察官已作判断案件的检察组织文化,成为过度宽泛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