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09 | 조상인 미술전문기자

“混合时尚”中蕴含的剧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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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快大的自画像很独特。不只是因为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仿佛要说出严肃话语的厚嘴唇等面容。身着蓝色长袍、头戴礼帽的装扮十分奇特。对于早早接受西洋美术的先驱画家而言,这样的服饰本身就是近代性认同。纽约时装技术学院(FIT)美术史学系教授边庚姬把韩国乃至中国、日本等东亚服饰在近代化过程中如此将传统服装与西式服装结合的现象称为“混合时尚(hybrid fashion)”。意思是以社会精英层和文化领袖为中心扩散的“混合”穿衣方式,是展示他们近代性认同的方法。这么一看,李快大一只手拿着油画调色板、另一只手拿着细笔,也是西洋与Tongyang的共存。

由国内外学者分析近代亚洲时尚的著作《时尚,遇见近代》出版。包括边教授在内,还有布兰迪斯大学美术学系教授爱达·袁·王、日本大学史学系教授刑部芳则、洛杉矶县立美术馆(LACMA)服饰策展人梅·梅·Rado等14位专家撰文汇集成一册。穿着变了,姿态与态度就会变。长期保持某种装扮,意识和行为随之改变也是理所当然。边教授在韩文版序言中表示:“19世纪随着万国博览会的举办和西式外交惯例的确立,世界各国半自愿半被迫地引入了西方服饰”,但“我想强调的是,不仅是韩中日等东亚,南亚多个国家也在应对西方列强主导推进的‘近代化’这一剧变过程中,自主地进行着制度改革”。

中国在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发生了服饰文化的变化。日本明治政府在改革军队、建立新行政制度时,让官员穿上欧式定制礼服大衣(绅士用大礼服)。韩国方面,经历外部压力的高宗把引入新服饰视为近代化的必备要素。甲午改革之后于1895年颁布剪发令,1897年宣布大韩帝国后,出席国家活动的官员穿礼服大衣成为“必须”。边教授指出,近代化的男装形成了“混合丹迪主义”,还带动了毛织物使用量的增加。照片或小说中出现的李箱、朴泰远、具本雄等近代知识人便是代表。

看1920年代婚礼等纪念照片,会出现这样“丹迪”的近代男性形象,而女性大多身着韩服。1907~1910年纯宗与纯贞孝皇后的肖像照片是这样,1907年拍摄的尹致昊家族照片也是如此。日本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在1889年拍摄的照片中,日本昭宪皇后身穿西式礼服,以华丽的项链和手镯尽情装扮。忠南大学讲师朱庆美表示:“男性穿西装、女性穿传统服饰的样貌在亚洲普遍出现,但韩国有其特殊性”,并分析称,关于按性别出现的服饰差异,此前“有一种倾向”是把它解读为统治国男性把被统治国女性视为性剥削对象,从而“赋予女性浪漫角色的结果”。在这一脉络下,认为韩国上层女性穿韩服“应解读为为维持自身血统自尊与认同的无言民族主义行为,以及消极的主动性表现”的主张颇为新颖。若再考察日本帝国主义介入西方服饰扩散过程的历史状况,就是说韩国上层男性因政治强制而必须穿西装,但停留在宫廷、家庭等私人空间的上层女性则得以坚守传统服饰与首饰文化。

从首饰中也能读出时代面貌。中华民国时期流行的女性扇子中,融入了新兴社交界女性对自身认同的苦恼;日本宗教领袖或台湾、香港女性的服装中,则蕴含着剧变的社会面貌。这是一本以学术著作为基础、厚达600多页的书,但若按主题逐一阅读,便能找到如时代剧一般有趣的元素。2018年以英文出版的原题是《近代亚洲时尚中的认同与权力(Fashion, Identity, and Power in Modern Asia)》。3万5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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