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税收竞争力在前总统文在寅任期内下滑多达10个位次,这是针对大企业或富人实施"靶向增税"的结果。所有税制的基本原则都是"宽税基、低税率",但划分阵营式的税收政策却加剧了失衡现象。实际上,韩国企划财政部预计,去年为70万4000亿韩元的法人税税收,今年将超过104万亿韩元。从企业征收的税款一年之内就增加50%,可见税制的可预测性正在下降。
这种倾斜的税收政策最终可能导致企业家投资意愿的丧失。眼下高税率看似有利于扩大税收,但长期来看会削弱企业活力,反而加重整体经济的负担。企业税负增加会转嫁到价格上,进而导致投资与就业下降,最终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这是主流经济学的"常识"。汉阳大学教授吴润7日建议:"法人税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高的国家,长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会走低","应通过法人税合理化来推动提高增长率"。
值得欣慰的一点是,政府今年将着手改革法人税体系。据悉,政府正在推动将法人税最高税率从现行25%下调至22%,并将课税标准区间从现行4档简化为3档。不过也仍有观点指出,仅凭这种程度的改善,对竞争力的恢复作用有限。
韩国某大企业相关人士表示:"这种程度的税法修订只不过是把文在寅政府时期产生的负担再退回去的水平","值得借此机会研究将法人税课税标准区间按照全球标准简化为2档的方案"。实际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法人税课税标准区间多达4档的国家只有韩国,设有3档的国家也仅有卢森堡1个。荷兰和法国实行2档法人税制度,其余32个国家采用1档体系。去年包括Samsung Electronics在内的韩国十大企业缴纳法人税达27万1000亿韩元,若假设最高税率下调5个百分点至20%,即使不计各类税额抵扣做简单计算,也可推算至少会多出6万亿韩元以上的投资余力。
针对企业和企业家的靶向增税造成经济扭曲也是问题所在。例如,韩国的大股东企业家对分红所得须缴纳最高达46%的税款。这正是韩国企业对分红态度消极的原因。由于分红激励不足,企业家始终面临通过"输送订单"等关联公司之间转移财富的诱惑,即使不采取这类变通手段,结果也会因分红过少而使小股东受损。仁川大学教授洪基容表示:"既然尹锡悦政府宣布以民间为主导的增长,就应考虑多种能够提振企业家士气的对策。"有观点指出,在法人税体系改革过程中,最低限税率也应同时调整。因为在最低限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只下调税率,实际优惠会受限,制度改善的效果可能无法充分显现。实际上,韩国对法人税课税标准超过1000亿韩元的企业征收17%的最低限税。例如,一家课税标准为1万亿韩元的企业适用25%的法人税最高税率,算出税额为2500亿韩元,若因研发(R&D)或设施投资等产生1000亿韩元税额抵扣,则最终确定税额为1500亿韩元。但若对该企业适用最低限税,应缴法人税将为1700亿韩元,结果无法享受200亿韩元的税收优惠。
投资·共赢合作促进税制也被视为企业要求松绑的"沙袋"之一。该制度是指,企业用于投资、工资增长、与中小企业共赢合作等的支出金额未达到一定比重时,对其不足额加征法人税。韩国经济研究院经济政策室长秋光镐解释称:"该制度从根本上是对缴纳法人税后剩余的所得再次征税,不仅存在双重征税问题,还可能扭曲企业的投资决策、扩大低效率,因此推动废除或放宽较为妥当。"
同时,要求对法人税抵扣方式动刀的呼声也很高。韩国实行的制度是,企业发生亏损时可将亏损额结转至下一事业年度,从所得中扣除。其宗旨是在企业出现巨额亏损时减轻其法人税负担。然而,韩国允许在最长15年内、以各事业年度所得的60%为限进行亏损结转扣除,而美国为80%,加拿大、澳大利亚则允许至100%。专家评价称,在扣除期限方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没有限制,而韩国限定为15年,条件不利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