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07 | 신중섭 기자

实践教师会会长韩熙贞:“问题在‘照护差距’……应建立定制化整合支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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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说新冠疫情造成的‘学力差距’是大问题。但根本问题源于‘照护差距’。以一个孩子为中心的定制化整合支援体系迫在眉睫。”

实践教育教师会(实践教师)会长韩熙贞(47岁)3日在首尔江北区三阳小学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我们生活在没有恰当照护就不可能有好学力的时代。”

韩会长在2019至2020年担任首尔分会会长,去年1月起被选为全国组织的第三届会长,已带领实践教育教师会一年半。整个任期都经历新冠疫情的她最为苦恼的教育问题正是‘照护差距’。韩会长说:“我们社会从以前就是‘差距社会’,因此学力差距一直存在”,“新冠疫情只是把它暴露得更加鲜明。”她补充说:“虽然无法解决财富差距,但必须思考有什么方法能够保障作为儿童基本权利的照护权,以及教育的角色是什么。”

韩国两大教员团体是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教总)和全国教职员工会(全教组)。无论从历史还是规模看都是如此。相比之下,实践教师仅在6年前的2016年成立。但它以年轻、自由、平等的氛围为武器,对教育现场的变化迅速反应,提出贴近实际的替代方案,在教育现场迅速扩大存在感。韩会长说:“实践教师是在思考需要符合新时代的教员团体之后诞生的”,“希望成为由持续在教室和现场接触孩子的教师来谈论教育的教员团体。”她还表达抱负称:“目标是超越国内,成为‘世界最好’的教员团体。”

就韩会长与实践教师的前进方向及各类教育议题进行了交流。以下是与韩会长的一问一答。

——担任会长已一年半。有哪些难忘的活动或遗憾之处?

“整个任期都处于新冠疫情之中。上一届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开设了与教员团体沟通的渠道,因此能够传达学校现场感受到的困难。特别是在实施线上授课时,通过展示学校的现实,使贴近现场的政策得以出台。例如,对于线上课堂等教育部在不了解学校现场情况下开发的程序部分,我们持续提出问题并反馈,为其正常化作出了贡献。我们当教师的理由是支持孩子的成长与发展,但当时有太多并非为支持孩子成长发展而设的系统。另外,平时常因公文等形式性业务而错过重要的事情,而在疫情时期绝不能延续这种状况,因此我们要求削减并非必需的项目,或要求将防疫指南现实化。

另一方面,本应与老师们直接见面交流,却每天通过Zoom开会,直接见面和沟通不足,这一点很遗憾。如今防疫指南放宽、疫情也在收尾,我想去各地分会见面,听听老师们的想法。”

——实践教师目前正在推进或重点关注的部分是什么?

“我们现在苦恼的问题是‘照护差距’。我们生活在照护做不好就不可能有好学力的时代。疫情之前差距就存在,疫情让它暴露得更加鲜明。我们在思考,为保障作为儿童基本权利的照护权,教育应该做什么。

实践教师正在把度过疫情时期的各级学校状况、大城市与邑面地区孩子所经历的差异整理成书。全面返校后发现,按学校和地区不同,孩子在成长与发展上遭遇困难的程度差别很大。这与一周到校两三次时又不一样。书中将包含对后疫情时代教育的思考,也会提出实践教师独有的议题。

另外,经历疫情后学校里进来了数量庞大的设备,如果重新以线下授课为中心,这些设备如何利用,我们也在研究。我们正在调查全国各地的数字设备普及项目,并思考为使这些设备真正用于教育需要做哪些工作。”

——如果有缓解照护差距的方法?

“不会有人否认孩子的问题大多起源于照护差距这一事实。为此,‘隔板式行政’必须消失。Wee班做的事是一套,社区教育专家做的事又是一套,学校内部也分为校园暴力负责人等各种负责人。此外学校有自己一套,教育厅有自己一套,地方政府又有自己一套。然而需要接受这些支援的孩子只有一个。对一个孩子采取的是碎片式支援。实际上如果把用于这个孩子的预算整合起来给他,意义会大得多,但因为各部门竞争业绩,才出现这种现象。需要以一个孩子为中心的定制化整合支援体系。比如,如果有需要支援的孩子,就由负责人跟进,在众多项目中为该孩子对接合适的项目。

这里还有一个盲点。即便教师再为这个孩子感到心疼、想提供支援,没有监护人同意也什么都做不了。必须就监护人同意这一部分达成社会共识。”

——您认为我们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问题在于没来过学校现场的专家太多。离开学校只要过两三年,现场就变了。孩子变了,父母一代变了,教师一代也变了。可他们却根据10年、20年前的学校经验指点这个那个。这绝对没有帮助。我觉得那些没来过学校现场的教育学专业教授、左右学校教育政策的人,在说着不了解现实的话。专家主义最大的盲点,是身边的人都过着与自己同一水平的生活。教育部官员是以自己子女的经验或身边人的经验为基础思考的,那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人。但学校现场并不只有那样的孩子。”

——最近关于地方教育财政转移金的讨论很热。

“我认为有必要探讨转移金与内国税挂钩是否正当。但因学生人数减少就要把那笔预算抽出来投入高等教育,这样的讨论实在令人郁闷。幼小初中等教育是普遍教育。高等教育无论如何是经过筛选的孩子进入的,是否能用人均教育费来替换说明,需要思考。

我认为幼小初中等教育仍有很多不足。例如孩子的实地学习费用、课后教育活动费用全部由受益者负担。作为受益者负担经费支出的部分,甚至不计入私教育费统计。如果真要在公共教育内部把课后活动纳入,就有必要免费化。若要主张转移金过剩、教育厅长在‘撒钱狂欢’,希望先做事实核查,看哪一部分是撒钱狂欢。数字时代孩子必须有相同的设备才能上课。可给了设备就要被看作讨好式的民粹主义吗?另外夏天操场上课很难,需要用体育馆,但体育馆只有一个,所有班级无法尽情使用。这意味着无法保障恰当的身体活动。学校设施比家庭差的情况也不少。应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学校设施是否达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水平。”

——政权更替后教育政策似乎也会变化。您预料会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想对新政府说的?

“出现了以恢复自律型私立高中等为内容的高中体制多样化的说法。必须思考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谁的多样化。当说普通高中教育质量低、自私高教育质量高时,要看这究竟是因为实际授课形态,还是因为对学生的选拔效应。还要看高中体制多样化是否有助于我们社会的多样化,还是反而起到排斥社会中困难和被边缘化阶层的作用。从2010年起就已确认了巨大的问题,却还要让其存续,这是否合适令人怀疑。李明博政府做了各种实验,但都没有什么意义地结束了。

另外高等教育对象人数也在减少,很多大学靠中国人等留学生填补。放任私立学校无序林立又无法削减,却因为初中等教育预算有剩余就要来要钱,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发言。教育部长官内定者是行政专家,这既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真正推进行政革新,减少漏掉的钱,努力建立实质上有助于学生的支援体系。”

——最近举行了教育厅长选举。对教育厅长们有什么期望?

“并非只有进步是正确的,也并非只有保守是正确的。至少希望站在教育者的立场,就学生需要什么达成共识。但连‘需要什么’的讨论都立场分歧,所以并不容易。现在保守与进步教育厅长大约各占一半,正因如此,更希望千万不要分派别,真诚地分享基于数据的思考,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

比如,要知道9点上学对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发展是否必要,必须以数据为基础讨论,可现在却以‘9点上学是前任进步派教育厅长的标志,所以废除’的方式推进,实在令人遗憾。希望决策和执行政策时,以我们未来一代的成长与发展为出发点,而不是阵营逻辑。”

——作为教员团体,谈谈教师们需要什么。

“希望思考教员团体的多样化。在法律上被承认的教员团体唯有教总一个。这是不符合当今时代的垄断体制。请尽快制定施行令,使能够汇集并传达学校现场声音的教员团体得以更多成立。草案已经在教育部手中。

另一点是,过去教师会低头忍下来,觉得‘既然是老师,那点程度就该承受’,而现在20、30岁的教师是在自己能做的众多选择中选择了教职,如果在授课过程中感受不到快乐和价值,转行的意愿也很高。需要育儿时间制度等能减轻他们困难的制度或政策。”

——最后还有想说的话吗?

“从1999年起从事教职,很多东西都变了。最大的变化是构成学校的职种变得非常多样。那么就要思考,这么多职种是否都在形成为孩子的教育而努力的社会氛围。随着实施供餐、开展课后授课、开设照护班,新的职种进入学校,如今这已被视为学校再理所当然不过的功能。过去学校只是学习的地方,现在孩子来到学校还要建立关系,还要在父母工作时间内接受照护,还要获得各种特长与性向相关活动的支援。

必须共同思考学校是做什么的地方。教师上课、照护讲师做照护吗?教师上课时能不照顾孩子只上课吗?照护是什么?对孩子而言,照护就只是在父母下班前把孩子带在身边一段时间吗?难道不该在支持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寻找照护的真正意义吗?这样的思考很多。

有人说把照护班移交给地方政府,就有人不安地说交不出去、请交给学校,可偏偏又不信任学校老师,说他们天天玩、也不教、做得不好。现在希望两者中只选一样。法国午餐时间教师不指导孩子,由地方政府的人来做。我们则全是班主任的责任。过去以‘既然是教师就该做’而承担下来的事,现在成了沉重的负担。只要孩子留在学校,教师的责任就一直存在,那就应该相应地认可教师。当感到得不到认可、活儿却全是我们在干时,教师的效能感就会下降。应该承认学校在承担极其繁重的事务,并制定相应政策加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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